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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喜欢上集邮是在农场退休以后。
1980年，放下了坎土曼和镰刀的父亲很是惶恐了一阵子，在那个农场最偏远的连队，他不知如何消磨剩余岁月里每天充裕的时光。
是一封来自台湾的信给父亲的脸上带来了久违的喜色。那是1983年5月，一封寄自台湾高雄的信经过千曲百折转到了我们家，信封上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但父亲毫不谦让地剪开信封，抽出信笺看了起来。
信是我在台湾的舅舅寄来的，由团民政科转交。信中都是舅舅对我们一家人的问候和思念。母亲看到信哭了，父亲则激动得在土房子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好了，这下好了，现在再不怕戴‘黑帽子’了。”
从那以后，母亲才敢在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说她在台湾有个哥哥。
这封信在父母的手里暖了许久之后，父亲被信封上一枚邮票吸引了。票面上是两个陶罐，一个已成型，深褐色罐体上带有龙纹，上面一个盖碗。另一个陶罐在制作中颜色稍淡，一双工匠的手正在抹边。“这是咱们中国的东西，难得呀！”父亲说着，就把那张邮票揭了下来。
从此，父亲开始了他的集邮生活。他为了让舅舅多回信，就不断地写信，以便从来信上得到更多的邮票。后来，我在他的邮册里看到寄自台湾的邮票，有孔雀蛱蝶、鸳鸯、青龙、铜贝等，每一枚的票面上，都是中华传统民俗中的物象造型。有了邮票，父亲的眼光变得晴朗起来。之后，他便向舅舅说了自己对邮票的喜爱，舅舅很支持。于是，一枚枚日本、韩国邮票进入了父亲的集邮册。
父亲开始自己买邮票了。尽管退休后工资只有几十元，尽管母亲怕浪费钱财的唠叨不绝于耳，但父亲觉得今后的日子不能仅为吃饱肚子而活了。后来把家搬到团部后，他成了团场邮政所的常客。每月工资一到手，父亲就要去打听，新邮票到了吗？到了一定给我留着。有一次我说我有几张“文革”邮票，比如“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五七干校”，他说：“好呵，好好留着。”我翻他的邮册，竟看到一张“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大化肥工程”的邮票，面值25分，背景是天山雪峰，山下厂房林立。他见我疑惑，便得意地说：“现在好多人知道我集邮，谁家来了信，就把邮票送给我。”
由于信件的密切来往拉近了距离，舅舅决定两家人在香港见一次面。1989年正月十五，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母亲和舅舅分别四十年相见，拥抱着泣不成声。看过了香港的繁华富丽，父亲对香港的邮票有了兴趣。在后来的邮票中，我看到他收藏到一套“香港名胜”的邮票，他一次次欣赏着票面上的维多利亚湾、浅水湾，那神思仿佛又回到了香港。
时光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的集邮渐上档次。这时候，中国邮政开始发行邮票年册，即把全年的纪念、特种邮票汇集一册，分套型嵌装。父亲从九十年代初便年年预订购买。那时我每年在父亲身边过春节。在家的日子里，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向我展示他的邮票。记得在1996年春节，他向我介绍1995年的邮票时说：“这里面有两套最让我喜欢，一套是特种邮票‘中国皮影人物’，一套是‘孙子兵法’，这都是传统宝贝。”言语中的那份陶醉，全然不像75岁的老人。那年团场举行庆祝建党75周年集邮展，父亲一下展出了七个展板，还得了一等奖。当天父亲兴冲冲地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的邮展获奖了，我上电视啦。这日子，有过头。父亲为自己生命中能赶上这么一段好时光而得意。得意的他，常常哼着京剧侍弄着一张张邮票。我想，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就叫幸福。
父亲年纪大了，出门的机会越来越少。那时互联网还没普及，但不太出门的父亲越发迷恋邮票，并从邮票上知道了许多大事。在他给我介绍2000年的邮票时说：“中国‘神舟’飞船首飞成功纪念邮票设计得好，一套两枚，两个三角形，直插云天。了不起，咱们中国邮票看来也要走向世界了。”在这一年的邮票里，有一套“21世纪展望”套票，其中有一枚是儿童画“我造大桥通台湾”。他拿放大镜看了又看，不停地说：“十年啦，十年啦。”我知道，他是在怀念和舅舅一家见面的日子。
在2005年的邮册里，父亲看见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会徽和吉祥物邮票。他给我介绍的时候，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不知该从五个福娃中的哪一个说起。最后只是用手点着邮票说：“这五个娃娃不简单，含义深着呢，他们分别代表着海洋、森林、火、陆地、天空，你看，邮册里介绍得明明白白。”
父亲这年85岁，耳朵很背，说话口齿也不清，但他的眼睛从邮票里看见了许多灿烂的东西。所以，他的眼神还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