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青年来讲，“代价币”、“代价券”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于公交公司发行的“预售票”，出租汽车公司出售的“乘车证”，大型企业印制的“饭菜票”就比较熟悉了。这些由商事机构制作、发行的有固定面值，限于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的票证均可称代价币或代价券。在习惯上，纸质的称“券”，非纸质的称“币”。
一般讲，当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家为经营上的方便，可以充代货币使用的币或券也会随之产生。不过，中国的代价币历史始于何时，似乎并没有人去作认真的研究。近代上海是发行流通代价币最多的城市，上海代价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趣的课题。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操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2 妓院发行的“轿饭票”
对许多人来讲，“轿饭票”一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收藏界，尤其是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讲，“轿饭票”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东西，目前存世的轿饭票不多，精品更少，单枚普通的轿饭票可以卖好几百元，而珍稀品种则以“千”论价。
实际上轿饭票是清末民初上海高档妓院、妓女自制的铜质代价币。清代和民国初，中国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银元，银子价贵，当时一位全劳力男工一月的收入为3-5元银元。银元犹如今天的百元大钞，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同时流通辅助货币——铜元，铜元价贱，1元银元可兑2000枚以上的铜元，所以铜元又像今天的分币或角币，携带和使用依然不方便。
清末的上海是中国妓业最发达的城市，业内规定，雏妓出局必须由“乌师”(即琴师)肩掮而去，这种制度在民国初被废除；长三妓女出局，则必须有娘姨跟班，雇轿出行。业内还规定，轿夫抬轿一趟收舆肩费每人20文，一顶轿子两个轿夫共40文，往返一趟就是80文。通常，一个下午或晚上，长三妓女可应多次局，于是跟班娘姨必须随身携带数百文支付给轿夫的铜钱，当时约75枚铜元合一市斤，几百枚铜元就有几斤重，随身携带铜元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于是有妓家请铜匠定制代币，每枚代币上镌有妓女的花名，以及“铜元念枚”(沪方言二十的发音和写法)，作为支付轿夫饭钿的凭证，轿夫可以凭券到该妓女所在的妓院账台上兑换20文铜元，这种代币也被叫作“轿饭票”。轿饭票的信誉很好，妓院相近或与妓院熟悉的商店都愿意接受轿饭票，于是，轿饭票也成了上海部分地区的流通货币。
妓院和妓女欢喜标新立异和相互攀比，所以每个妓女的轿饭票形状不一样，有花篮、方胜、销片、葫芦等形状，用材和制作也日益精致，许多轿饭票的制作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的面值——“铜元念枚”。到了民国初年，随着轿饭票品种不断增加，它又成为民间收藏家竞相收藏的宝贝，妓家以高于面值的成本制作的轿饭票“只出不进”，就停止制作。据《晶报》统计，上海有轿饭票品种约200种，我也只见到过二十几种。
3 形形色色的礼券、兑换券
“钞”的本字是“抄”，是抄写、誊抄、印刷的意思，后来“钞”或“钞票”指纸质印刷货币。虽然今人把中国钞票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的“交子”，但实际上“交子”只是一种代表价值的凭证，相当于银行开出的支票，而不是流通货币。近代以后，外国设在中国的银行发行标有面值的纸钞，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7号正式开业，1898年发行以银两为面值的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和以银元为面值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纸钞，以后共有12家商业银行获准发行纸钞，这种纸钞上印有“宝钞”或“兑换券”字样，同时还印有如“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之类的文字，这种纸钞实际上也是“兑换券”，是一种代价券，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持票人可以持票到票面上指定的银行兑换与面值相同的白银或银元，银行必须遵守诺言——“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当然，由于纸钞携带、使用方便，一些信用好，资本足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被商家和市民接受而直接进入流通。
4 舞厅的舞券
近代上海是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代价币或代价券的形式立即被商家利用为商业手段。如当时商业交往中，有的商家企业为了拉拢有业务往来单位的业务员，逢年过节要向业务员送礼，如送礼品的话，可能有不受对方欢迎的尴尬；直接送钱，有可能被对方拒绝；最好的礼品就是可以到商场直接购物的礼券。于是上海的一些大公司就发行各种面值的礼券，商家企业向大公司购买礼券作为礼品赠送给客户，而客户可凭礼券到大公司购物，多方方便，几家得益。
代价券印发得较普遍的是舞厅，它既是一种门券又是一种代价券。旧上海的舞厅一律购券入场，场内的如饮料服务也持门券购买，而且，上档次的舞厅设有陪舞的舞女，舞女没有工资，客人的馈赠是舞女的主要收入来源，舞厅与舞女之间有约定，舞女不得收受客人的现金馈赠，只能接受舞厅出售的舞券，舞女再以收到的舞券到账台上调换现金，通常舞女可以提取舞券面值的四成，另外六成则归舞厅所有。按规定，客人邀请舞女伴舞支付舞券一张，而实际上，客人对自己钟爱的舞女支付多倍的舞券是司空见惯的，据说，一位进出高档舞厅的优秀舞女，月收入超过2000块大洋是很普遍的事。
5 代价券泛滥的1939年
大多数上海人应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说是人民币的分币中含有白银，部分地区的部分人在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大量收购分币，熔化后提炼白银，瞬刻间造成上海分币严重短缺的现象，分币不足而使商业无法找零，严重影响正常的商业和社会秩序，如你拿一角的钞票乘公交车，售票员无法找零，只好不卖票。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大量印刷发行纸分币，才缓和了找零困难的问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除苏州河北岸的租界外上海全部沦陷，租界犹如被大海包围的“孤岛”，抗日志士继续利用这个“孤岛”进行抗日活动。日伪为了破坏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派人在上海大量收购铜元，“孤岛”时期的租界立即因辅币不足而处于混乱状态。到了1939年6月，零钞紧缺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商店无零钱找给客人，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钱找还给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后，许多人家中堆积了许多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他们再也无法接受商店以小商品代替零钱找零的办法，于是，有的商家只得购进大量小面值的邮票，以邮票代替找零。实际上许多人家也根本用不了许多邮票，市民又联合起来抵制商家以邮票找零的办法。有一种1939年上海聚成永油粉号(桐油石灰店)印制的代价券上还印有这样一段说明：
兹因邮票易于损毁，授受之人时起违言，工商仕人等受无妄之损失者不胜枚举，睹此情状，实可伤心，故以代价券找零，请受者无拒，以待分币发行，即将此券实行收回。
任何一家商家涉及找零，无零钞找零严重影响商业和社会秩序，而动荡的局势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又使租界无法顾及到这一点，1939年后，有的大公司联合起来统一印制和发行小额代价券，代替辅币找零，小的商店则自行印制代价券，而更小的烟纸店本来需找零的额很小，不肯出大价钿去印制代价币，干脆找一些废纸，刻几枚有“一分”、“二分”的图章，再打上商店或店主的私戳，就充当代价券使用。一些代价券的背面还印有说明文字：
敬启者，近因市上铜元缺乏，对于惠顾诸君购货零找深感不便，本号为便利零找起见，特出临时代价券……
据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时间中，上海各商家印制、发行的代价券在2万种以上。
代价币、代价券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流通货币，只是商家制作、发行限时限地使用的有价证券。现代，电子货币已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商家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制作、发行的固定面值，或可充值的各种磁卡，如公交的“一卡通”，商家的“便利卡”等，是一种现代版的代价币。（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薛理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