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至1974年12月23日间我国发行的95枚纪特邮票以流水的志号形式运行，被称为“编号邮票”，简称“编号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邮票的市场价格走向坚挺，其收藏价值日渐为人们所重视。但其选题的变化及其艺术价值老是隐含在扶摇直上的价格后面，一直为大多数人所忽略。
我以为编号票初中期部分邮票选题的精彩以及所蕴涵的艺术风采堪称新中国邮票艺术继１９６０年代初和１９８０年代初出现的两个辉煌高潮之中的一个小高潮，个中的精品汇聚了国画水墨《熊猫》、古文明宝藏《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民间剪纸《儿童歌舞》、大型套色木刻《讲话三十周年》及多达四套11枚的影雕套印票，其中的《红旗渠》造诣极高；而《中国妇女》和《轮船》的艺术水准直至目前仍然是新中国同类题材邮票中数一数二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一个艺术小高潮居然出现在严酷的“文革”之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编号票”与“文字票”相比，整个艺术水准有天壤之别；就是对比老纪特和ＴＪ票，它也决不逊色！文革时期的政治的烙印是在所难免的，但就那个时代横蛮僵化的框框套套而言，“编号票”有不少勇于“出格”的地方：如《熊猫》居然把健在的画家的题字印鉴设计入邮票，这在文革前都是不允许的；又如《讲话三十年》面对样板戏的一统天下，竟有三分之二的票图与样板戏无关，且胆敢把并未批准解禁的《兄妹开荒》搬上邮票；而《儿童歌舞》最为胆大包天，歌舞升平，把红小兵们晾在一边，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尽管有多达12枚的样板戏，但与12枚的文物和13枚的经济建设和12枚乒乓球在数量上基本持平；且设计上颇具功力，《智取威虎山》以剧照连环的形式展示剧情，这在新中国邮票上是一个首创，在当时国际邮坛也属鲜见。而《白毛女》色彩配置两红两白均衡而悦目，人物舞蹈动作舒展有力。出色的邮票印刷工艺也使设计艺术得到较好的体现。如果说1960年代初的邮票艺术辉煌的高潮是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其“纪严特宽”的设计政策关系密切；1980年代初的邮票艺术高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解放直接形成的；那么1970年代初编号票的艺术小高潮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或政治气候呢？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并结合最近解封的文革邮票密档和《中国邮票史》（第8卷）的某些披露，尝试着对这些匪夷所思的神秘背景进行了如下几点的推敲与揭示：
（一）、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努力稳定国民经济局势。
“九大”之后，军管中的邮电部被撤消，1969年12月，邮、电分家，邮政总局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粟裕受周恩来的委托，分管新的交通部。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订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这样的会议在文革爆发后是第一次，周恩来顺着稳定文革既定格局的意图，苦心孤诣发展生产，尽可能减少文革动乱带来的祸损，使1970年的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邮政总局划归交通部使得新的邮票志号——编号票赢得了破土而出的契机。经济建设的暂时复苏使得工业题材的邮票选题跃跃欲试。
（二）敬爱的周总理接二连三直接过问、亲自关心邮票工作。
1969年6月12日，根据的批示，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在宣传形象时，“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1970年9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明确指示：“邮票上不要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这一重要指示进一步遏止红海洋泛滥的势头，也为邮票题材的多样化开了绿灯。接着在1971年4—5月间，粟裕亲临交通部，传达周恩来对《建党五十周年》邮票的意见：党的五十周年要加强宣传，邮票要印国际邮资面值，使来华国际友人能贴用党的五十周年邮票寄信，也起到宣传作用。这便是“编号17——首都天安门”邮票标出22分面值的直接原因。“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审定了由张克让设计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四枚邮票的图稿，使这套色彩丰富，热情洋溢的邮票得到了首肯。
（三）粟裕同志领导并实施邮票出口业务的恢复
1968年7月1日邮电部军管会在王府井开办了一个“中国人民邮票服务部”，出售文革以来的邮票。1968年9月27日江青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突然发难，大骂道：“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迫于江青的威，1969年2月我国对内对外的集邮业务被彻底取消。1971年6月初，粟裕在听取邮政工作汇报。当邮政总局的负责人之一燕鼎谈到我国集邮业务取消后，国内外反映强烈，集邮爱好者纷纷来信，，许多侨胞和外国朋友来信索要中国邮票，不少人寄来外币要求购买中国邮票。粟裕当即指出，集邮本是一项群众性非常广泛的活动，在国外，从老头、老太太到娃娃都很喜欢集邮，他们希望得到一枚新中国的邮票。我们停办集邮业务，违背了集邮爱好者的愿望，人家当然有意见。粟裕还说，开办集邮业务，恢复出口邮票，可以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影响，外国人和侨胞可以从方寸邮票中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增进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又可以为国家创收外汇，何乐而不为？粟裕最后明确指示，以交通部的名义写一个恢复出口邮票和集邮业务的报告。此后粟裕三次派人到邮政总局督促落实恢复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工作。1972年元旦“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开业，当年就与32个国家和地区恢复邮票经营业务，出口新中国邮票一千多万枚。邮票出口业务的恢复和不断红火，为编号票题材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理由和动力，“乒乓外交”和“熊猫外交”登上方寸就更理直气壮了。
（四）具体分管领导对邮票工作的高度重视
1970年1月1日，新的邮政总局正式成立，原邮电部政治部主任朱春和担任了交通部副部长兼邮政总局局长，李洪义任副局长。新班子立即发函从湖北阳新“五七”干校调回原邮票发行局副局长宋兴民分管邮票工作，由原北京邮票厂副厂长倪贯一负责邮票设计组，可谓“老将上阵，一个顶俩”。设计组原只剩张克让、杨白子和李大玮三人，很快又有李印清、张源、程传理、许彦博和吴建坤等五人调入，设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1972年12月9日，交通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交通部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和发行机构由北京邮票厂划归邮票发行局，从而使邮票工作不断走向正轨，被闲置被下放的邮票设计人员长期受压抑的创作热情有了发挥的可能。
（五）邮票审批权的下放和交通部领导的胆略
文革中邮票审批程序几经变动，初期是由邮电部党委审批，然后报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同时抄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中宣部和工交政治部瘫痪之后，由中央文革取而代之。1968年7月开始，凡是不属于重大题材的邮票，由邮电部军管会审批。邮政总局划归交通部后，由交通部上报国务院，先后由国务院文化组和业务组审批。1972年5月4日，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华国锋在审批《讲话30周年》纪念邮票时，签署：“经与先念、登奎同志研究，纪念邮票发行由交通部负责人审批即可，以后不必再报批。”完全掌握了邮票审批权的交通部领导立即有了动作：1972年秋冬，一位副部长提议要在《熊猫》邮票设计时保留画家吴作人的题字和印鉴；1973年3月18日，朱春和同志在传达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发行《全国美展作品选》，设计人员为此选出并设计八枚两组。虽然最后只发行了第一组的头三枚（即《中国妇女》），而一枚水彩的《女医生》和第二组的四枚套色木刻未果，但不甘平庸的思路和作为将永远留录这千秋功过的方寸里。
“编号票”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在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制约的情形下体现的艺术创造，因而尤为难能可贵。这一邮票艺术“冬天里的春天”的现象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折射，令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和难以理解。永远存在并不断流传下去的编号票将用它具有时代特点的画面和独特的艺术语汇，记录下新中国发展进程中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可惜的是这样的春天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里，被中断了！
转载《石河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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