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翻检旧藏，从一堆杂七杂八的邮品中找出了一枚“天安门”极限片。我虽然自称自己是一名极限片爱好者，但真正属于亲手制作的极限片并不多，故这一枚“天安门”极限片的意外出现令我兴奋不已。我轻轻地抚摸着这一枚极限片，无限感慨奔涌而来。这是我制作的第一枚极限片，也是一枚并非“极限”的极限片。
1978年夏，作为一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北京石景山广宁共青团少先队夏令营，而这一次夏令营的纪念品就是一枚背面图案为“天安门”的明信片。我当时喜欢得不得了，并非常庄重地将这一枚明信片夹在一本书中，珍藏了起来。
直到10年后的1988年5月19日，我将已在我的书中睡了10年觉的“天安门”明信片唤醒，给她梳洗打扮了一番——在明信片背面右上角贴了一枚和明信片图案基本相同的普无号“天安门”邮票。然后，我骑车直奔距离天安门最近的王府井邮局，加盖邮戳去。但这一枚“天安门”极限片上加盖的不是王府井邮局“6支”邮戳，而是距离王府井邮局两公里之遥的地安门邮局“9支”邮戳，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有到达王府井邮局而只到达了地安门邮局呢？是我的懒惰！
当年我居住在北京城北，距地安门邮局近而离王府井邮局远，因为懒惰我弃远求近，没有加盖“6支”邮戳而只加盖了“9支”戳。“6”与“9”不过是同一个数字颠倒了一下下，但这一颠倒，这一枚极限片的“极限”价值也就有了“天”、“地”之别，教训呀！后来，有邮友建议我将这枚极限片上的邮戳修补一下，将邮戳上的“9”改为“6”。但当时我已经了解了国际集邮联关于极限片销戳的要求：“邮戳被邮政当局盖好后，任何对其外观进行修补的企图，都将被视为伪造。”故没有再对这枚极限片做“手脚”。
1988年我制作了第一枚极限片，但因为我的懒惰而制作了一枚并非“极限”的极限片，18年来，关于它的记忆我总是清晰地留在脑海里，并时刻警示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