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也算个“半吊子”集邮者，受父亲影响，早在上小学时就进入了这个行当。不过，那时的集邮可真不容易，花钱买新邮票收藏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在有限的生活圈子里去找盖销票。一旦发现熟识的大人的来信上贴有纪念或特种邮票，那绝对是惊喜交加，随后就是忐忑不安地去讨要，终于得手后心花怒放，如此曲折丰富的感情经历，对于今天的集邮者而言，怕是无法想象的。
难固然难，但诚如俗谚所云：“办法总比困难多”，经十几年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拥有的邮票已经很可观了，包括一套十几枚的“菊花”票、“金鱼”票在内的许多纪念和特种邮票都被我一套不落地搜集到手，并且绝大多数邮票的品相也还不错。但这一切，随后全都在那场劫难中灰飞烟灭了。
重又集邮是在20年后。一天，听一位藏家讲，他能以平价买到最近几年全部的纪念邮票，于是，已经死去多年的集邮之心忽然复苏。好几年的纪念邮票倒是很顺利地买回来了，准一的遗憾是1980年的年册里，少了那枚当时价格已经涨了许多、而且在市场上有价无货的“猴”票。
说到1980年发行的那枚“猴”票，又是我内心深处一桩不大不小的憾事。我是个家庭观念颇重的人，每逢出差在外，总要不断地和家里沟通信息。20多年前家里没有电话，于是面值8分钱的邮票便常有准备。“猴”票刚面世时，人们对它并非像后来那样热情追捧，买到它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出于喜欢，更是为了寄信使用，我曾一次买了12枚（给邮局的人1元钱，她没零钱找，又给了我一枚面值4分钱的普通邮票——连这么一个具体的细节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这12枚在今天的市场上价值不菲的“猴”票，在当时有8枚是被我按照它们的8分钱面值一枚一枚用掉的。受过去集邮习惯的驱使，我留下了一个四方连，顺手夹在一册书里。不过，等到“猴”票身价倍增，想起自己还有奇货可居时，这4枚“猴”票却是淹没在我的那间不算太大也不是太小的书房里，任我怎么寻找也不肯现身！
我一直觉得，那4只“猴子”肯定还安静地隐身于我书房的某一册书或某一个本子里，总有一天，它们会跑出来和我重聚，所以，我一直不曾去市场上为我的那本1980年年册补充一枚“猴”票。当然，“猴”票越来越贵，也是我不肯掏钱的重要原因。就这样，一直到今年夏天，得知一位朋友能买到价格略低于市场价格的《庚申年》“猴”票时，我的心动了。恰好德国“世界杯”期间我给天津、香港、西安的几家报纸写专栏，挣了不算太少的银子，于是咬咬牙，用高出8分钱面值几万倍的价格买了一枚“猴”票，得以拥“猴”入怀。
我的这只“新猴子”能唤醒已经在我书房的某个角落酣睡了许久的那4只“老猴子”吗？我希望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