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新年贺辞中指出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8588网站将积极参与“为中国喝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即日将连载陆一先生撰写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纪实文章。
本文为作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所撰写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纪实文章中的第一篇。
作者早年直接参与改革开发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直接进入草创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直接参与了证券市场发展各个重大环节和事件，对市场发展的深入和浸润、观察、研究和思考，使得作者对中国证券市场有独到的认识、看法和体会。
本文从独特的角度剖析了中国证券市场脱胎出生、早期发展所与生俱来的体制基因，是如何形成并产生了今天中国证券市场诸多好坏优劣的特性的。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作者长期积累和非常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所以对所述的所有史实都逐一加以考证，并注明出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诸多对历史回忆、记叙、评论、考证等文字都各自无法面面兼顾到的，而作者基本做到了，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
《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历史钩沉》
一、改革开始的同时播下了股市的种子
中国证券市场并不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一下子冒出来的，尽管在大多数投资者的脑海中它是和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出现、1992年认购证的疯狂和证券公司门庭若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孕育。
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开始了至今将近30年的改革之路。
我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而早在1979年，我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我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是始于农村改革。国务院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我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点是从浅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千家企业在及自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但是，相当一批的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制获得成功，在全国银根抽紧形势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的产权模式得到改变、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发展。
1985年，我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力地是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87年，我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在此期间，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有企业的青睐。国务院1986年12月《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有企业中展开。
这阶段，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
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的公开发行100万股股票的申花电工联合公司。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为11家，股本金额为8.8亿元。深圳股份公司约达8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权化的股票占90%以上。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的起步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思路。正如当年改革起始时所面对的悖论那样：中国是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只能逐步演进政府权力的放弃和基层经济主体自主权的扩大。
这就是当时采取的“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同时给与地方、企业和个人以更多的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民主化”的政策。
从地方到中央的关系上，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中央政府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但这也同时因为地方财政切块管理而形成了资金市场的地域分割。
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中，从1979年首先开始推行的是“利润分成制”；1980、1981年改为“基数分成”；1982年开始推行“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1983年期国家决定由银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后，银行“统管”逐步蜕变为银行“统包”，银行全面承担了原来由财政承担的支持企业资金来源的任务（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国有企业“吃完财政吃银行”的由来）；1984年国家实行“拨改贷”，基本停止了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到1986年底的时候，开始实行全面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91年开始包流转税，就是产品增值税等等抱进去，这大大减少了利润税比例，国家财政收入骤减，最后中央赶快发文件禁止包流转税。
在中央的财政金融体制上，改革是经济形势倒逼的结果。早在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并入财政部，直到1978年之后，人民银行才从财政部分出来。1979、1980两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在编制1981年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说：建议发行国债。于是，在严酷的经济形势和政府改革推进时面临到处要钱的局面中，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发行国债。财政部首次发行49亿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单位）。1982年7月财政部首次向个人发行国库券。国债发行初期，采用的完全是非市场化的手段，变成了单位机构和个人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采取了党员干部带头、硬性摊派、工资里预先扣除等措施来保证当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完成。由于国债一级市场的非市场化方式和二级市场根本不存在，这就造成了市场流通的冲动和欲望，只能自发地在市场涌现出大量的黑市买卖和黄牛。在保证每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强大压力下，财政部在1988年3月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4月起现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6月又放开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城市都放开了。国债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出生的第一批上市品种候选者，揭开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
由于上海方面在会前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正规和真实有效，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范尔霖表示：“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范尔霖于
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向境外投资者过户中国企业的股票，也是中国当时最高层第一次没有用红头文件、而是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份这件事的正当性。
就这样，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所出现的地方财政扩张冲动；企业改革由承包、经营责任制、产权改革一路走来所扩张的企业经营和投融资自主权；国家放权让利以及财税改革引发的国债发行，以及国债发行带来的流动冲动；一部分在股份试点中已经发行股份的流通上市欲求；在几年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逐渐复更的民间财富积累。。。。。。这一切使得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具备了经济学上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并非凭空出世，它完全脱胎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孕育，根本无法割断中国正在开始转型的社会母体的血缘关系。
和中国改革最初的成功------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也是出于基层的自发创新冲动，是和他们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是这样、城市改革的证券市场孕育也是这样。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只剩下两个条件：一个合适的契机和中央政府的介入形式。
二、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的一个契机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1990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象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宣告成立。”
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竖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或许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那个“思想解放、争鸣活跃”的时期。
1984年年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更通俗的名称为“五道口”）81、82级研究生巍本华、蔡重直、吴晓灵、胡晓练等20多人共同执笔撰写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首先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若干大银行为骨干，以众多中小银行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公司等为辅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中心组织全国的金融活动应该成为全国的改革的方向；非中央银行各种金融机构要实现经营企业化。。。。。。”，第一次谈到了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这篇文章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了一次思想风暴。
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当时国内的媒体就陆续刊登了下列署名文章：《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
1983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中国党和政府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但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下，对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被搁置。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学以外的因素。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紧急着，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为了冲破随着80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政府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新形象。
还有市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市长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设立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在这个会上，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六四以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认同和支持。
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其实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始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上海还准备的更充分和前行一点，尽管深圳证券交易所在
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五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市场12家，营业网点16个，因此，深圳证交所成立时，市场的大众交易不是债权而是股票。
与深圳不同的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正因为上海证交所成立时交易的品种债券比股票多，所以在外白渡桥侧畔的浦江饭店门口，标写着中英文名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金色大字，最初的英文标的是“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 “证券”一词被翻译成了“securities”（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像世界上证券交易所通用的直指股票 “stock”。
与此同时，为中国证券交易所酝酿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仍简称联办），创办了以国库券流通交易、机构交易商为主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于
正因如此，最早的股票发行和交易、以及国债的流通交易，更多的都是企业和个人的自发行为。在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间的黑市交易是股票和债券二级市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组成部分。至于柜台交易则是地方政府和中介机构参与的结果。
交易所对柜台交易及黑市交易制度的成功替代，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部分市场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了建立交易所的巨大潜在收益。比如中央政府放权和地方财政包干出现的地方财政扩张冲动与地方财政结余不足的现实矛盾，急需地方政府寻找资金集聚和市场融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最直接的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印花税是1990年为抑制股票过热而设立的。1993年之前全部归沪深两市，之后三七开，大头留地方。直到1997年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管制方式出现了根本转变，印花税的分配比例也随之颠倒了过来，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中央才开始占了绝大的大头。正是出于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权衡，地方政府充分运用行政权力，深入参与了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最初阶段。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一直到1993年之前，股市的具体运作制度的制订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到1992年，沪深地方政府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股市运作的地方法规，包括其他有关股市运作的专项法规。沪市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但是，两地市场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两个证券交易所在成立最初到1992年前后，各自上市的企业仍主要是本地企业、发行上市也是如此，所以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后的最初阶段仍呈现着地方性区域市场的特征。
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入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从民间为主推动到进入地方政府为主推进，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1992年，出现了市场快速推进和政府急剧担心的双重局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