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购买
消费合作社都是由消费者携手合资和经营的，服务对象是合作社的会员。这三个日本合作社亦以“共同购买”的形式运作。所谓“共同购买”即是集结会员的购买力量，与指定生产者合作，购入生活必需品。会员集体定期(例如每星期，视乎产品而定)订购生活产品如粮食、蔬菜和日用品等等。产品从生产者那里运到合作社后，合作社便把产品直接送往各“班长”，再由班员自行分配。合作社亦渐渐成为了另一个市场，成为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消费者另一选择。而班员除了集体订货之外，各“班”亦自行组织活动和互通消息，藉此进一步建立互信和合作联系。
举“生活俱乐部”的组织网络为例，由四至十个会员组成一个“班”，组“班”提供了一个社区空间让零散的会员透过订货的日常接触而组织起来。由关心食品安全至环境污染，会员开始明白食物与环境的紧密关系，于是不仅关注个人的健康，还走向社区，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核心推动者！现时，这三个日本合作社已突破了个人经济活动，成为一股强力的社会力量去关心整个社区的发展、环境和自然生态等问题。
每一袋米、一棵菜都附有农民的名字
合作社内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拥有着非一般市场的买卖关系。三个合作社的会员经常有机会与生产者接触，一方面可了解生产过程和生产者的处境，亦可直接把诉求反映给生产者。就以农产品为例，合作社会员不时往农场了解农民耕作过程和农民所付出的辛劳，会员甚至可亲手协助农务。而且，三个合作社的会员所买的每一袋米、一棵菜都附有农民的名字，而农民在种植过程有否使用农药、用了多少农药都有一一说明。在价钱方面，合作社是和农民一起厘订的。这样的
合作过程既可让农民取得合理的价钱，又能使消费者掌握更多自己所用所食的产品之资讯。另外，消费合作社更有设立基金，扶助有需要的农民。而当中“大地守护社”的生产者更占执委会一半的席位，确保合作社政策能够反映生产者的心声。
在这伙伴与互信的基础上，农民亦一心一意种出低农药或是全无农药的有机菜，“绿色合作社”在九州赤村的一名农民对我们说：“还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才行呢!质素差的菜，连自己也不会吃，又怎能供应给别人呢?。”他这样的一番话令我们体会到只要我们能尊重生产者，与他们建立互信关系，令生产者生活得到保障，消费者亦无须受“毒菜心”等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了!
进步并非竞争的结果
合作社强调的是“合作”。日本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合作往往推至其他的生活层面。以“生活俱乐部”和“绿色合作社”为例，会员还在社区内自组互助式的服务，如托儿服务、为老人提供膳食等。 “绿色合作社”更自资设置“妇女热线”，协助妇女解疑难，分享自身经验。而产品方面，三个合作社都定期透过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会议及农耕活动，收集意见，更自设“产品研究部”来发展产品和改善服务。“进步”都是大家合力和会员诉求的成果，并非竞争的结果。这令我们不禁反问自己，究竟大家普遍相信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是否必然的呢?
本地生产、本地消费
“大地守护社”可算是推动“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佼佼者，所谓“本地”也指近的社区，如东京近郊的地区可种植蔬菜，消费者不需要由北海道远道而运送过来。因此，“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并不是什么保护主义，归根究底还是为环保。试想想，我们日常吃的简简单单的一砖豆腐，大豆要从美国入口，当中运输过程不但消耗燃油，还会产生废气，污染环境，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造成间接的社会成本。难道我们近地区例如中国大陆真的不懂得种植大豆吗?“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就是主张减省不必要的运输。而因地利之便，消费者及生产者较容易建立紧密的连系，就算是举办“生产者之旅”等活动也不用坐飞机吧!
香港又如何
既然香港与日本同是都市化的社会，如果日本可以出现这些另一种的消费生产关系，那么香港又可否借镜呢?今年，我们筹备了一个名为“有机生活”的非牟利团体，它是一个结合了环保生活、生产消费和合作精神的合作社，提供一个空间让拥有共同信念的朋友参与及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整个网络包括一群消费者、劳动合作社及种植有机农产品的农民。虽然在香港成立一个这样的生活合作社是一项极富挑战的新尝试，但每当想起拜访“绿色合作社”最后一天听到的那番话，我们都感到那份推动合作社运动的热诚和鼓舞。当时六位四十多岁的社员一起语重心长对我们说：“你们要努力呀!我们二十年前也是好像你们一样：由十多人开始而已!回港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多交流信息，我们一定会支持大家!”究竟香港又到何时才能像日本一样，每天都有不同合作社的小型货车穿梭大大小小的街巷送货往各个合作的社群呢?
（整理：汪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