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基因图谱解析------(6)

编者按: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新年贺辞中指出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8588网站将积极参与“为中国喝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即日将连载陆一先生撰写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纪实文章。

本文为作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所撰写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纪实文章中的第一篇。

作者早年直接参与改革开发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直接进入草创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直接参与了证券市场发展各个重大环节和事件，对市场发展的深入和浸润、观察、研究和思考，使得作者对中国证券市场有独到的认识、看法和体会。

本文从独特的角度剖析了中国证券市场脱胎出生、早期发展所与生俱来的体制基因，是如何形成并产生了今天中国证券市场诸多好坏优劣的特性的。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作者长期积累和非常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所以对所述的所有史实都逐一加以考证，并注明出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诸多对历史回忆、记叙、评论、考证等文字都各自无法面面兼顾到的，而作者基本做到了，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

《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历史钩沉》

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国证券协会在京成立。

19992年2月21日，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特种股票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张上市交易的B股股票。同年深南玻B在深圳交易所发行。1992年到1994年底，共上司了58家B股公司，这段时间B股的发行上市的规范主要有两个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暂行办法》进行规范。直到1995年11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我国第一部全国性B股法规才正式诞生。

中国证监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创设H股的准备工作，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招股上市，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由于此后H股、红筹股的大量发行，B股市场的国际融资功能减弱。中央政府第一次用自己为主创设的市场品种窒息了早年由地方政府为主创设的市场品种。

在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向地方收权、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建立较完整的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成了证监会的主要工作。1992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全国人大也开始了有关制定《证券法》的讨论。

在市场次序正规化的预期下，1992年11月17日，上证综指从386点开始快速上涨，到1993年2月16日涨到1558点，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大盘涨幅高达303%.

1993年2月16日，快速牛市上涨完成后，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股市大扩容也就开始了。

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出“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股份制，中央选了100个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94年，经过1992、1993年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调控和治理整顿，企业面临严重的困境。政府提出了“三年解困”，采取了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等手段，花了2万多个亿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但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而其中在证券市场上，很重要的就是从这时起，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始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入股市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股市从此开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导、为完成“国企改革”政治目标\为满足中央政府的利益需要的方向。这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体系开始构建，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以它的监管机构为代表,正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

伴随着新股的不断发行，上证指数也逐步走低，进而在777点展开长期拉锯，后来777点位失守，大盘再度一蹶不振的持续探底。到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回到325点，但这次熊市带来的“成果”是上市公司数量急速地膨胀。

1994年7月30日，面对股指的急剧下跌和市场持续的低迷，《人民日报》发表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由此引发证券市场在8月份的狂潮，上证指数从8月1日收盘的333.92点，涨到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1990年证券交易所成立到1992年深圳的8.10事件，在此期间地方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因为各种利益主体的私利驱动和局部利益的局限，加剧了市场动荡和社会风险，从而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而在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到1998年间，中央政府开始摸索着调控市场，但是行政计划的惯性、地方政府软性抵制以及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有力量，使得政府监管机构的行为始终表现得像一只笨拙的“闲不住的手”。在这几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面对市场控制权的博弈之中，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国债“327事件”，却直接促发了证券市场最终被中央政府全面接管和真正掌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