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研究了晋商的发展史，感受颇深。晋商作为现代银行的鼻祖其用人之道任对今天的大要案频发的农村信用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其间，晋商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广拓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他们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除了晋商有很强的经营手段之外，他们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信用制度。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诚信守则，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在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日升昌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地评价的。好比许枚曾经讲过，他说，‘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这是道光年间许梅讲的。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经过票号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汇兑业务的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面目出现的银行，在这个银行之前，我们国家汇兑的种类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兴旺发达了500年之久，甚至影响力渗透到今天，除了他们在正确的经营理念，很强的经营手段外，其用人之道从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的农村信用社面对的国内外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更加多变，这就更需要建立一支思想过硬、政治优良、业务精通、纪律严明的员工队伍。而晋商的用人之道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当前正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农村信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