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7 月，经广东省宝安县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的方式向社会招股集资。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诞生，迄今为止已经整整30 年了。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是发行这一只股票的提议者。再往前追溯，原来早在60 年前，胡耀邦就和新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股票结下了缘。
公私合营 中国青年出版社股票实物加盖胡耀邦印章
1953 年4 月， 由原来的国有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和民营书店—开明书店自愿结合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诞生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实行股份制的出版社，到现在整整60 年了。
成立于1950 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建国初期团中央领导下惟一的一家出版社，它拥有一支来自全国各地团委的有较高政治文化素养的编辑出版队伍，出版了一批优秀的青少年读物，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刘胡兰小传》、《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在青年中很有影响。
当时的开明书店，从1926 年成立已有20 多年历史，历经风云突变，发展成为解放前我国出版界的四强之一，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在全国共有15 个分销店，拥有一支教师、作家、编辑出身的编辑出版队伍。办有《中学生》、《开明少年》、《语文学习》、《地理知识》等四种杂志，由于出版态度严肃认真，经营作风正派，诚信经营，并且全店职工有一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政治上倾向进步，工作上富有创造性和革新精神，所以它在出版界都很有口碑，在青少年读者中也颇有影响。
解放后，开明书店中的一批进步人士，迫切向往党的领导，一致要求尽早争取公私合营，再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贡献。1949 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上海开明书店总店就派了顾均正、朱达君二人去北京与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联系，申述开明同仁的心愿。1950 年2 月，开明书店董事会正式具文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4 月，出版总署批复，说开明书店过去为人民出版过好书，对出版事业有过贡献，但从目前国家经济情况以及开明现有资金、物资和所拟出版计划看来，尚可应付，不需要国家投资。现开明书店迫切希望国家领导，决定先予以公私合作，国家先从技术上给以帮助和指导，由出版总署、开明董事会及职工三方面各派代表三名，组成业务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业务的机构，并要求开明立即将上海的总管理处和编译所迁往北京，以便就近合作。根据总署指示，开明总管理处和编译所即于1950 年6 月迁往北京。出版总署派出三名代表，董事会由著名出版家章锡琛等三人，职工代表由顾均正、唐锡光、章士扬三人一起参加业务委员会。事实上揭开了公私合营的历史。
1951 年冬，出版总署拨给开明书店五万元资金，帮助开明书店的发展。就在这一年，出版总署与团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申请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认为开明和青年两家的出书对象都是青少年，合并起来，将能对中国青少年读物的出版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和酝酿，终于成功。1952年底，两家出版社的职工，便合在一起办公了。1953 年4 月15 日，两社对外宣布正式联合，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两社联合，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谁来当常务董事呢? 这个头衔落到了三个名人的头上，分别是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原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力子、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三人的印章被加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股票上，股票就作为档案保留下来，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一张有2 枚胡耀邦私印的新中国公私合营股票实物。
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初期，在出版物的版权页等一些显著位置，保留有“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联合组织”字样，这是鉴于当时海外对我国出版界公私合营的事很注意，商务、中华两家都保持原名，开明也是有影响被注意的一个书店，保留一个时期这样的字样，能避免别有用心的人误会是国家把一家私营书店吞并了。在胡耀邦的关心下，经团中央书记处同意，这行字一直沿用到1958 年。
特事特办 胡耀邦提议特区搞股票
1983 年1 月2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这是耀邦同志在1982 年当选总书记以后发表的第一个长篇重要讲话，在讲话中，胡耀邦指出：“从破除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而且是很深刻的革命。要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全国干部和群众中反响强烈。如果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资本主义的一些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也可以为我所用，股票这种形式在中国的出现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之后，耀邦同志很快就到了广东、湖南、湖北和河南4 省，开展调研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胡耀邦一行的到来喜出望外。2 月7 日，胡耀邦一行抵达深圳，刚到住地他就催促着要出去走一走，坚持先参观后听汇报，当天就参观了罗湖商业区、上步工业区、渔民村、小梅沙等地。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深圳，到处呈现出沸腾兴旺的景象，胡耀邦心头的喜悦兴奋之情，彻底驱散了原先在北京压抑已久的焦虑，当晚，他安心休息了一夜。
2 月8 日，当深圳市委汇报深圳1982年工农业年总产值为6.3 亿元，今年就可能翻一番；到本世纪末，要达到一百亿元时，胡耀邦说：特区建设搞得不错，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特区是个新事物，许多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因此，要允许摸索，现在要摸索，以后还要摸索。你们要敢于摸索，大胆创新。中央一年发50 个文件，有关特区的就有2 个，总的目标和目的都很清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新事新办，敢于创新，特事特办，以后全中国一切新事都要新办，否则将来又要改革。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胡耀邦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办特区的总目标，他指出：同外资合营、搞加工出口、搞旅游都是特区的任务，但主要的任务应是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管理，为全国提供新的有用的东西。胡耀邦讲的“先进管理”形式中当然包括股票这种融资的形式。
2 月9 日，胡耀邦同志一行又来到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汇报说：耀邦同志1 月20 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真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听到这里，胡耀邦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袁庚长达半个小时的汇报受到胡耀邦的赞赏。胡耀邦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做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用搞“五通一平”一样的决心来搞改革。
在先后视察蛇口工业区和罗湖、宝安等地之后，胡耀邦了解到特区建设普遍面临的资金难题时，鼓励深圳集资办企业，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胡耀邦说，当年陕甘宁边区困难的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就用一个办法，发一个凭证，也就是救国公债券，用来募集资金。当时曾陪同胡耀邦视察的袁庚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称赞胡耀邦的大胆提议。
胡耀邦提到的陕甘宁边区救国公债是这么一回事。1937 年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国民政府统一发给八路军军饷，供给军需民用。但在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边区政府于1 月28 日作出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并禁止国民党的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此后，边区银行还发行了500 万元建设救国公债，公债在边区境内发行，面额有5 角、1 元和5 元三种。边区银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稳定了物价，繁荣了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胡耀邦的鼓励和提议给了特区建设者极大的鼓舞和支持，1983 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出现了新的形势，各项工作发展得更快了。但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支股票是在特区之外的宝安县诞生的。
意外惊喜 “深宝安”股在宝安诞生
1979 年3 月5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撤宝安县，成立深圳市。1981 年，国务院又根据中央[1981]27 号文件决定，恢复宝安县建制，辖深圳经济特区外各镇，归深圳市领导。
由于要建立新县城，县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行政事业开支都要钱，据时任宝安县长的李广镇后来回忆说，“此时，宝安县原来的‘老底’都留给了深圳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梁湘问我，你们把县城设在哪里啊？后来决定在现在的西乡建新宝安县城，当我到现场看时，那真是连一片瓦都没有。” 另一方面，农村有了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原来用村里的饭堂、仓库做厂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盖新厂房也需要钱。胡耀邦在深圳的提议让李广镇极为振奋。情急之下，他就想到了集资，提出搞一个联合投资公司，向全社会招股，集资办大事。于是，在1982 年冬，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应运而生。
由于在创办时它只有县财政拨出200万资金，各项工作进展都很缓慢。在这种情况下，1983 年7 月8 日，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集资，7 月25 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招股启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 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股票“深宝安”正式诞生。
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开后，全国20 多个省市均有人入股，一些华侨、港澳同胞也做了股东。第一年下来，公司经营得不错，参股的人都分到了20% 的红利，一下子就有很多人参股了。“现在回头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其实在税收、产值等方面的贡献并不是很大，但是他推动了全市股份合作公司的建立，这个意义就太大了。”李广镇回忆说。
关键支持 胡耀邦再次视察深圳
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新生事物，股票从刚一出现，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热情，但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在种种责难声中，1984 年5 月24 日，胡耀邦同志在谷牧同志的陪同下，再次到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视察。晚上，胡耀邦同志在迎宾馆与任仲夷、梁灵光同志及市领导座谈。座谈会结束后，耀邦同志回到住处，在省、市领导的一再要求下，不顾一天的劳累，为深圳题词。他刚拿起笔，又抬头看大家，笑笑说：“可不可以不题？不题了吧？”省、市领导异口同声说：“请耀邦同志题吧！这对特区发展很重要，机会很难得。”耀邦同志接着说： “好吧！你们要我题，我就题吧。”说完，他面带笑容，把他1983 年初第一次来深圳时提出来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写了下来。这16 个字，可以说是给处在争议风口浪尖的股票这一新事物以极大的支持。因为股票本身的出现，就是“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具体体现。
《深圳商报》原副总编辑何云华回忆起耀邦的几次深圳之行，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胡耀邦面对某些人横加贬责，视特区为资本主义异类欲加扼杀之时，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最早站出来坚定捍卫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
一锤定音 邓小平鼓励发行股票
股票的出现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1986 年11 月14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首都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凡尔霖仔细地介绍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邓小平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非常富有，而中国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邓小平接着解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他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一锤定音，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股票发展自己的经济。之后，全国范围内的股份合作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1990 年， 国家出台文件，允许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于当年12 月营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开始试营业、1991 年6 月正式营业。如今，中国股票市场已拥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期货、黄金、外汇等交易市场也发展迅速，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000 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