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厉以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他由此而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悄然兴起。这与股份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兴起，其发展路径是一致的。17世纪时，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依赖集资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股份制经济实际上是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厉以宁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此而大声疾呼。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今天，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 从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推进资本市场建设和国企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
事实上，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不止厉以宁一人，董辅礽、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