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1986年11月17日《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
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吉米（Jaime A. FlorCruz）当时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的报道中写道——“上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研讨会。会上，有20个身着细条子服装的最高水平的美国证券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向200多个穿毛式制服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官员，解释了难以理解的美国西部股票贷方市场基础知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有用的经验!”
这批美国来宾中就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会后，邓小平在11月14日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会见时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回赠给他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
在会见之前准备回赠的礼物时，中国人民银行从沈阳、广州等各地找来十几张股票，但发现大多数股票都缺少部分必备要素、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样式。于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就打电话给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理事长），要上海送股票进京。上海选送了最早发行的一张面值50元的“小飞乐”股票，由当时的金融管理处处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专程送往北京。由于“小飞乐”股票票样上各项要素齐全、又是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的，陈慕华行长看到这张股票很满意，便正式决定用它作为回赠的礼物。因此，邓小平回赠给范尔霖的就是这张“小飞乐”的股票。
就这样, 范尔霖成为了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从而享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插图1：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小飞乐股票）这也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在邓小平接见范尔霖之后，因为那张“小飞乐”股票，还发生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后续故事，成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史中一个著名的花絮。
当年上海方面在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这张股票的正规和真实有效，特地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当时范尔霖接过股票，眼睛一亮，异常高兴。但他毕竟是证券业的行家，细细看了两眼后就提出了问题：“这股票上面是谁的名字?”“周芝石。”翻译告诉他。
“噢?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范尔霖令人措手不及地说，又自我满意地搓搓手：“That’s a good idea!”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范尔霖就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来。
约翰?范尔霖一行飞抵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正好是周末。他的随行人员对上海接待方面提出：“要用警车开道。”上海方面为难了。因为本来不想把事情搞大，就说：“这没有先例。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总统来访，我们才用警车开道。”
随行人员说：“我们董事长是美国经济界的里根!在美国他比任何政府官员都重要。”由于美国人的坚持，上海的接待人员便找了一个下台阶的妥协方法：要么由董事长自己出钱，自费雇用上海市公安局的警车开道，这样不破先例。
“多少钱？”
“2000美元。”
“OK!没问题。”随行人员爽快地说。
当时，有一些上海接待人员真看不透：这个美国佬凭什么花2000美元雇警车，去办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的过户手续呢?
第二天下午1点，约翰?范尔霖一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在警车引导下威风凛凛地驶到静安寺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座落于南京西路1806号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两个月前的9月26日开业之前还是一爿一开间的小理发店。范尔霖在静安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迎接下走进营业厅，他一面按规矩将那张小飞乐股票交给柜台内的工作人员“过户”，一面在10来个平方米的营业厅里来回走走，饶有兴趣地仔仔细细看了看。他问等候在里面的静安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你们是如何发行股票的?怎样过户?”
胡瑞荃一一回答，还作为主人赧然地说了一句：“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谁知范尔霖毫不在意：“没关系，我看挺不错了。我们美国开始股票交易是在路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连房子都没有。”
工作人员将改成约翰?范尔霖英文名字、并盖上印鉴的股票以及新开的股东卡递给他，并免收了当时1元钱的过户手续费，作为“友好服务”。范尔霖看了看，满意地收下了，他在柜台边同李祥瑞、黄贵显三人合了影，然后走了。（插图2：1986年11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手持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在20多年后却在发生的日期上出现了两种说法。
原来我根据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考证，范尔霖到上海过户的日期应该是11月16日，因为“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是在11月10-13日举行、邓小平接见是在11月14日，他15日到上海、16日去过户，这个日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在自己的书里采用的也是这个日期。
但是在筹备20年成就展的过程中，我从申银证券公司早年出版的资料中发现，说是范尔霖是在11月23日、星期天，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的。当时我仅以“静安证券业务部是申银证券公司的前身，申银公司早年的历史记载应该相对更接近事实”这样的简单推理，就在展板上将范尔霖过户的日期改为11月23日。
展览结束，回上海以后，我脑海里一直不停地在琢磨这个日期的出入。当年的1月16日和23日同样是周日，这两个日期在各种回忆记载中都有出现。
最后，我终于从其他渠道找到了来自纽交所存档的当年这几样文物的照片。尽管并不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看出来：一张小飞乐股票、上面股东一栏写着周芝石的名字；一张是印制在股票反面的过户记录单，其中“让股人”一栏写着是周芝石、盖着李祥瑞的印签（应该是陪同的李行长代为签章的），“受股人”一栏写着是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John J. Phelan, Jr.；还有一张是飞乐音响公司股东卡、上面股东一栏同样写着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而股东卡发证日期和过户记录单上的转让日期，明确地写着“86.11.16”。（见插图3：存放于纽交所的小飞乐股票和股东卡）这样，存疑在我心中好几个月的谜底终于在实证面前揭晓。
写到这里时，上海证交所已经决定开始筹备本所的博物馆。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上海证交所博物馆的海外藏品，第一件就应该是来自于纽交所的那几张珍贵的历史文物的高仿真复制件？或者在我们博物馆建成时，也许应该和纽交所协商，借用这几件文物的原件回中国展陈？——这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设想，但愿纽交所的同行听到这个建议也会像范尔霖当年那样来一句——“That’s a good idea!”（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