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 张莹 柳建云)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在昨日的论坛中，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昨日的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老龄化比例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的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昉在昨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是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也意味着我们丧失原来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是说，我们不会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面临着尴尬境地，这时比较优势不显著，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分析物价上涨应考虑四因素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昨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对于物价上涨，应从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及类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虑。
李扬认为，其一是市场结构问题，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去分析，但反过来也要找找宏观经济现象基础，比如，这一年来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交易合约怎么设计的？程序怎么样？对价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外，就是从国际传播的因素来考虑。此前被强烈关注的石油涨价问题，实际上包含炒作因素。
最后是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类金融化问题，比如，金融资本炒作，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货币确实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他认为流动性过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贷款、M2增长过快，在情况变化后，一些过度发放的流动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两年有些外资包括热钱的流入，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内流动性的增长，因此，要适当对冲掉这些新增的流动性。
李稻葵：房产限购应淡化户籍色彩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表示，国内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对于改革在当前情势下遇到的瓶颈，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说，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部分基层。需要通过基层感受来设计新机制改革。
改革应从基层做起
李稻葵表示，改革很大程度上应从基层做起，学术界应从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并通过一系列安排过渡到合适的制度。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则表示，“十二五”动力源(12.10,-0.26,-2.10%)于改革。他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
李稻葵表示，房地产限购应该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一个十分重要的隐患却是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北京市的房产限购政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户籍存在灰色市场和灰色价格是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事实。”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购，就是把从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的人手里，这样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议将限购作为过渡手段来坚持，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体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淡化户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实际标准，时间也不一定要很长，两年应该够了。”
龙永图：应给予内外需求同等待遇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我的观点是不要把出口问题中的减少出口问题当成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目的，没这个必要。”龙永图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道。
龙永图表示，现在一谈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就觉得像是拿自己开刀，减少投资，减少出口，增加内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刻意减少出口，这已经形成一种国际潮流了。不要形势好的时候骂出口；形势坏的时候，或者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又向出口来要效益、要增长。市场丢了再要拿回来是很困难的。”
“以后能不能把‘三驾马车’搞成两驾，一个投资、一个需求。”龙永图认为，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深入和关税减少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应当将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分开，并给予两种需求同等的国民待遇。
在他看来，出口多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海外投资增加了，“给予内需和出口机遇同等的国民待遇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搞清这个观点对于改善中国的整体出口环境将有很大帮助。”
此外，龙还认为，在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中国的内需是一个幻想，还是得靠国际市场。
刘伟：面临通胀和滞胀双重压力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大
刘伟表示，从2003至2008年，此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已面临一些挑战，宏观经济的失衡不是表现为过冷而是过热，投资和消费方向不同，“投资领域过热，而针对消费，当时提出的是产能过剩”。
刘伟说，2008年下半年来，进入反危机时代，扩张的政策力度非常强，财政政策也更为积极。目前的宏观调控已处第五阶段，回到了2003年至2007年的情况，“不敢紧缩，不敢扩张，原因不像2003年至2007年，是不同领域结构性的方向差距，这次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和经济衰退威胁，有相当大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两难选择是总量失衡问题，这也是‘十二五’宏观政策的特殊性所在。”
他说，比如，此次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大，而供给不足，也就是流动性不足，这一问题需要政策解决，要求采取有利的办法放松银根。尽管，中国也采取了放松银根等方法，但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因为中国货币市场失衡总方向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货币供给大于需求。
扩大内需很重要
刘伟表示，现在强调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扩大内需很重要，在中国要关注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
他表示，在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十二五”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调整，除了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要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效益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