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李鸿章助他走上洋务之路
1844年，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盛宣怀来到了这个世上。1860年，太平军进江苏，打、砸、抢成风，十七岁的盛宣怀只得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的亲戚家，后来又到湖北。
此时，他父亲正由湖北粮道改任武昌盐法道，湖北地处淮北与四川两大产盐地之间，他父亲上任后，淮北与四川争夺湖北的市场激烈，相持不下。小小年纪的盛宣怀私下草拟了一个将川淮盐业在湖北销售统一的建议。他的父亲看到这份计划书后，大惊，认为儿子比老子强。后来，这份计划书被父亲交到政府，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
仅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盛宣怀年轻时注意的事情就已经脱离了士大夫空谈与遐想的套路。他把眼光放到了实际问题上，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空话。
可作为一个士大夫的后代，读孔孟之书，却是必经之路。
1866年、1867年、1873年和1876年，他四次去参加乡试都落第。任何认识他的人都由衷地认为，他是个天才。帝国时代，“天才”二字意味着将来可以出将入相。
1870年，李鸿章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受命率部前往陕西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与他共事多年的江苏人氏杨宗濂向与盛家有交往，于是，盛宣怀的父亲将儿子让这位老乡推荐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一见到盛宣怀，谈话不久，就对这位后辈赞赏有加，随即给了他营内文案（即机要秘书）兼充营务处会办的职务，随军队前往陕西“剿回”前线。
这一年，盛宣怀被委为会办，参加创办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三年后（光绪十一年）升任该局督办。
1874年，盛宣怀和李鸿章达成一致，将属于外国人的吴淞铁路买回。这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窄轨轻便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当时，英国人并没有通知中国自己要修铁路，可后来居然修了。李鸿章由盛宣怀出面办理谈判事宜，最后，以二十八点五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并且拆毁。
这件事让清朝政府与李鸿章对盛宣怀刮目相看起来。李鸿章还给了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很高评价。
由此后，盛宣怀开始走上盛氏洋务的光明之路，1880年，他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1896年建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芦汉铁路；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建立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10年办成私人性质的上海图书馆。这都是盛宣怀创造的中国第一。
上书皇帝，靠山给了他一桶凉水
1896年，盛宣怀已经五十二岁，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全在他掌控之下。这一年，他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
专折奏事权可以让他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在得到这权力后的第三十天，他就上了一道奏折，是为《条陈自强大计折》。在盛宣怀看来，练兵、理财和育人是当今中国欲富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一种诀窍。无疑，盛宣怀提出的三条路的确是中国现代过程中的必经之途，称得上是对症下药。可也是从这道奏折上，我们看到了盛宣怀的一个致命弱点，而这一弱点最终把他送上不归路。
他忽略了政治，要知道，中国当时的改革必须要依托于政治，想要让这三条路走起来，必须要有政治的辅助。可当时的政治似乎无法辅助，而盛宣怀又没有提出政治改革之道。
这让一直对他很敬佩的盛宣怀愤愤不已，他几乎是以抱怨的口吻写道：“……事合肥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
而对李氏给出的“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的评价，盛宣怀更是以牙还牙，他将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作了一个比较：“湘乡（曾国藩）用人，唯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把李鸿章贬损到这种地步，可见盛宣怀当时的愤怒之情了。
不过，人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两人的嘴架，事实上，李、盛二人是无法分割开的，因为两人都是洋务运动的好手，李鸿章在经济上离不开盛宣怀，盛宣怀在政治上离不开李鸿章。
结交张之洞，完成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
二人的关系表面上闹僵之时，盛宣怀的人生中出现了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同样是洋务大臣的张之洞。张之洞的出现，似乎是清政府为了牵制李鸿章而设的一个棋子。
中日海战，中国战败，随着李鸿章的失势，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盛宣怀，对付盛宣怀容易得多。盛宣怀能开办那么多厂子，身上不干净是肯定的了。
两人做的交易很简单，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则帮他摆平弹劾一事，并且答应他，可向朝廷保举他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芦汉铁路督办大臣可是一肥缺，它不但可以救活盛宣怀的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还能赚到更多的钱。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以芦汉铁路督办大臣的名义共修铁路两千一百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所修铁路总长。
通过和张之洞的交易，盛宣怀完成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
策划“东南互保”，导致抗击八国联军战争失败
盛宣怀一生最为人诟病，又产生了对中国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恐怕就是“东南互保”事件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6月21日，慈禧下达了对西方国家的《宣战诏书》。盛宣怀焦急如焚，他连忙同时给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急电，建议他们“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对于局势的判断，盛宣怀曾劝说张之洞：“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
南方人认为，中央这种不顾一切的举措会让自己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但是，如何把盛宣怀的“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的办法实施，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在张之洞前蹿后跳的努力下，长江江面上并没有出现一艘外国军舰。张之洞又给英国领事一份电报，提出了一个概念——“互保”。
洋人同意了，南方大员们本想安静下来看北方大战。谁知他们屁股还没有坐稳，朝廷方面来了圣旨，要求南方的朝廷大员们立即派兵北上勤王。
张之洞与英人“互保”的条款还没有签订，面对着圣旨，南方的大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时候，两广总督李鸿章跳了出来，单独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他对朝廷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朝廷的反叛意图。
“此乱命也”这句话也许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不仅是有效地防止了这个帝国内部动乱的蔓延和对外矛盾的升级，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帝国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新型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
南方大员们提出的“东南互保”使得当时的中国已近分裂，一方面是北方的清军浴血抗敌，一方面却是富庶的南方各省保持“中立”。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当然， “东南互保”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北方陷入空前战乱的情况下，南主各省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未受影响。
“东南互保”的策划者英国虽然有过此意，但是从中国方面而言，实际就是盛宣怀。
《东南互保章程》的签订为后来与八国的谈判中增加了一定筹码。作为策划了这次事件的盛宣怀所得到的是慈禧跑回北京后对荣禄说的一句话：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
清廷的终结：保路运动
1911年5月，刚刚担任晚清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与镇国公、度支部尚书、“实业救国者”载泽向政府请求，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
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但盛宣怀还没有进行下一步，有些人就传递出消息说，政府已经把这两条铁路卖给了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一批爱国者，立即起来反对，最为激烈的就是四川省的保路运动。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向请愿群众开枪，射杀了一百多人。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这种过激行为给当时的同盟会创造了起事条件，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借机掀起了武装暴动。由于清政府在湖北的军队都调往四川，使得新军营中有人开枪，武昌起义爆发，大清朝也宣告终结。
等待他的将是审判。审判他的是1910年成立的资政院。
1911年10月25日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清政府内阁资政院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员牟琳和易宗夔起来发言，他们的提案非常直接，强烈要求惩治盛宣怀。
两人轮番数落盛宣怀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失误，要求政府将盛宣怀“明正典刑”，杀他一人而谢天下苍生。两人正说得激动，另一个议员刘荣勋也跑到台上附和说：朝廷自从下旨要实行君主立宪，革命的言论一日少似一日，可是怎么突然就有人把革命闹起来了呢，就是因为盛宣怀提倡铁路国有，如果他不提倡，民心至于丧失到这个地步吗？至于让革命党乘机煽动作乱吗？
没有人为盛宣怀说话，只有他所在的邮传部特派员陆梦熊准备站起来说话，却遭到大家的反对，让他老实坐在那里听。下午四点二十五分，议长宣布散会。陆梦熊急匆匆地赶往盛宣怀家中，把这一噩耗告诉他。
十年前，他的贵人李鸿章去世，十年后，他又走上了这条路。他有点不甘心，他进入内阁还没有半年，这个被称为皇族内阁的机构有十三名阁员，满人占了九席，其中又有六人为皇族，而其中的四个汉人里，就有他。
他决定向当时年仅六岁的皇帝剖白自己，革命党一直就存在，朝廷又不是不知道！可他最终还是没有写下去，因为他想到了李鸿章，当年的李鸿章签订那些条约，难道是他的错吗？
第二天，朝廷旨意到达，他被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旨意上特意说明，“永不叙用”。
1911年10月27日，被革职两天后，盛宣怀逃离了北京。12月31日，他乘船去了日本。就在同一日，他与孙中山在海上相遇，擦肩而过。而这一年也终结了盛宣怀“做大事，谋高官”的路。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又很自在地活了五年。他虽然也帮孙中山出钱，但他那条走过的旧路再也无法实现了。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