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朱镕基讲“股市”
——中国股市的滥觞阶段
谢百三
一、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改革的战略
1986年春，从上海复旦大学出差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几个月前，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由于人们所说的母校情结，使我一年回了北京八次。与厉以宁老师通了电话，他以很简练的语言对我说：“你出差来京了，今晚起我在办公楼礼堂有个报告，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连讲三天，你来听吧。”晚上，当我赶到北大时，办公楼里楼上楼下、走道、墙边，师生们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太关心改革开放了，无论文理科的同学头心系祖国、心系改革大局）。我在厉老师的讲台边席地而坐，几乎只字不漏地记下了他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思想，而且一坐就是三个晚上。……而前排的几十名中外记者，则将这一思想迅速传到了全世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中国的改革可能因为物价改革的失败而失败，不会因为物价改革的成功而成功，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这在当时一片“抢滩闯关”，把全部精力放在物价改革的主流思潮面前，无疑是一声春雷。
厉以宁的股份制思想从此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学派，即产权改革学派；这一思想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这一思想引出了后来波澜壮阔的中国股市。
二、朱镕基请我讲经济，我给朱市长讲股市
1988年7月10日，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老师在我的宿舍（国定路东18号楼201室，现改为学生宿舍）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谢百三老师：市政府办公厅来电话，朱镕基市长要听你讲课，关于当前的经济热点等，时间：7月13日下午1：00点，地点：福州路30号门。”——我一下怔住了，我这水平能行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去不去，讲什么，最后还是决定去，我想：市长日理万机，要与学者探讨经济热点问题，干嘛不去呢。讲什么，讲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件大事：物价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后来，复旦有校领导建议我顺便讲讲学校住房经费不够的问题。）
7月13日下午1：00，我以一辆旧永久牌自行车代步，准时来到福州路30号，上海市体改委主任贺镐圣已派人在门口等待，他甚是和蔼可亲，问我打算讲什么，怎么讲。我把他的想法、提示也记住了。1：30分，在市政府一个中型会议室中，朱镕基市长准时到来了，他身体甚好，脸上闪着红光，浓浓的眉毛，严肃中怀着几分亲切，他向同时到来的上海市其他经济部门领导（如市交通办、市物价局、市财政局等领导）做了介绍：“今天，我请来了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谢百三上课，谈谈当前的经济热点问题，他很有名的，很多报上报道过。”（当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20多家报纸报道过我在复旦讲经济政策课人满为患的场面，如1988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复旦大学出现谢百三热》，同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予以报道。朱市长可能知道了。）
在整整两个小时课中，我前一个小时谈人们非常敏感的话题：物价改革，大意是：物价改革一定要搞蠕动到位，冲是冲不进去的，硬冲就会乱。我当时讲了十点理由，尤其讲到，硬冲，会有相当多的企业破产，几十万工人可能抗着红旗到政府要工作；并谈到了银行在中间可能起的作用。朱镕基前一个小时中很少插话，非常认真地听着。偶尔说：“你讲下去。”“你再讲。”
显然，他在相当程度上是默认我的观点的，快结束这一话题时，他突然问：“《XX报》星期三XXX的文章，你看过吗？与你的观点差不多。”我当时有点意外与激动，在市民中口碑很好的朱市长，这么忙，还在看经济报刊啊！可惜，那篇文章，我没看过，很是不好意思。我当时主张对物价改革要渐进型推进的思想是与主流观点相反的。但后来，1988年8月中下旬，出现抢购风，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终止冲滩闯关激进式的物价改革，转入治理整顿。
在后面一小时中，我谈了中国所有制改革（即国企改革四种形式），朱市长很感兴趣，尤其是谈到承包、租赁、资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时，他不时提问。对于资产经营责任制，他很奇怪地问贺镐圣，“贺镐圣，这种方式，我们上海怎么没搞？”贺主任立即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里面有个数学公式，此外与上海的市情也不太符合。
谈到股份制时，朱市长非常重视，眼中闪着光芒，不断插话、问问题，我记得他最担心的是：“这么搞，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我答：“决不会的，净资产1元，往往可卖到5-10元。”朱市长以挑剔的方式向我探讨这件大事，显然，他已对此极为重视，兴趣甚浓。——这可能成为后来他多次关心中国股市的一个引子。
2个小时后，朱镕基起身风趣地对大家说：“教授的课讲的不错。我要去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了，你们别走，再听下去。”他当时还讲了两点意见，记得其中之一是，我还是支持搞承包的，尤其支持搞那种厂长经理竞标式的承包。
他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欢迎我借调过去，说：“好啊！你到我们学院来。”我顺势按复旦领导的意思提议，请他也兼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我着重说，复旦大学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中国最好的大学呢，他笑着谢绝说：“不了，不了，太忙了。”
课后，上海市体改委的几位青年朋友围着我说：“谢老师，我们平时与朱市长讲2-3分钟都不可能；今天他一口气听了你2个小时，上海现在有9家较正式的股份制公司，有的已上市了，如果有900家上市公司，上海经济就起飞了。”——大家沉浸在高兴与激动之中，我们隐约感到，上海经济、浦东开发、故事发展可能真的要出现大的飞跃了。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大小非”无奈形成
1989年，当时上海事实已出现了股市的一、二级市场雏形。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朱镕基当时是市委书记兼市长，请了著名金融专家陈彪如教授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会议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即筹备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真正开设一个股市。这既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停，同时也可解决国营企业直接融资与内部改革的问题。有人担心：会不会有人说这是搞私有化？面对这一严峻问题，会议一致决定：国家股、法人股暂时不流通。——岂料，它虽然避开了当时的最棘手问题，但也留下了中国股市先天不足的一个难治之症。但是，无论怎么说，这在当时的改革中已是石破天惊的创举了。
一年之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朱镕基到会祝贺、讲话。深圳——这座敢为天下先的城市也闻风而动，紧锣密鼓地暗中筹办，它的实际开张还要早些，1990年12月1日，但据说为了等老大哥的上海，因此在铜牌上挂了一块红布，直待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宣布成立。
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亲自支持了这一改革。而江泽民则多次找刘鸿儒等同志了解股市的情况，正是时任上海市长的他，早在1986年9月26日，亲自批准了延中、飞乐音响等股票的上市。
——中国股市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调控之下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