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鐵路主權的呼聲日益高漲。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允誰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項公司。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1903年，新任四川總督錫良，在四川人民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請自辦川漢鐵路，並於次年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隨著各省鐵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權的鬥爭也開展起來了。
湖南、湖北、廣東3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主權的鬥爭，是全國收回路權鬥爭的發端。粵漢鐵路收回以後，又展開了一場保路運動。
保路運動是由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路權和清政府賣國求榮而引起的。帝國主義為了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十分注意奪取鐵路修築權。因為一旦竊取了鐵路，不僅可以利用它調運軍隊，鎮壓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鐵路沿線的城鎮鄉村和礦產資源。清政府本來就是靠帝國主義的刺刀來維持的反動政權，當然不敢得罪帝國主義。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憲騙局，成立所謂「責任內閣」。這個皇族內閣一出場，就在
湖南的保路運動發起早、行動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債」、「集股」為中心的保路熱潮。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公佈後，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號，抗議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
在湖北，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後，各界人士奮起爭路。宜昌到萬縣的鐵路本已動工修築，清政府迫令停工，築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來與之抗爭。清政府調兵前來鎮壓，數千築路工人掄起鐵錘，揮動棍棒，同前來鎮壓的清軍展開激烈搏鬥，當場打死清軍20多人。
在廣東，
在很短的時間內，湖南、湖北、廣東的保路風潮連成一片，聲勢浩大。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僑胞、留學生，也紛紛集會，並通電、寫信予以聲援。
在兩湖和廣東的保路鬥爭迅速發展時，四川的保路鬥爭也在廣泛持久深入的進行。
大會還發表宣言，確定了「破約保路」宗旨，並通電全國，痛斥清政府的賣國政策。
會後還派人到全省各地進行廣泛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
四川省人民對「鐵路國有」的賣路賣國的實質是很清楚而深惡痛絕的。所以，當時全川142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紛紛投身於保路運動之中，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10天就發展到10萬人。
反動媚外的清政府對保路運動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責令各省官吏對參加保路運動的人「嚴行懲辦」；各省派到北京請願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壓政策加劇了人民對它的仇恨，而且從和平保路轉向了武裝鬥爭。
這時，四川同盟會會員龍鳴劍與王天傑等認為革命時機已到。
這樣，四川的保路運動比之兩湖和廣東更為激烈，群眾基礎更為廣泛。在四川的農民群眾中，哥老會有相當大的勢力。在同盟會會員的宣傳、組織下，使這場保路運動轉向反清的武裝鬥爭，而且形勢銳不可擋。
木板把消息傳遍川南、川東各地，更進一步掀起了各地群眾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勢。
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人，形成了群眾大起義的局面。同志軍圍攻成都十幾天，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指揮和作戰經驗，武器裝備又不足，沒能攻下成都，他們就分散進入地方各州縣。
在四川的各州縣中，榮縣的群眾基礎較好，同盟會會員王天傑就在這裡從事革命的聯絡和組織工作，並組織民團1000餘人。
繼川西的同志軍起義後，川東地區的群眾也紛起響應，佔領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群眾，也都加入同志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到10月上旬，同志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志軍起義的消息後，嚇得手忙腳亂，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先後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帶兵到四川資州時被新軍斬首），並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渲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還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軍被調入川，卻造成了武漢空虛，給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鬥志，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