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平合作社很小，占地面积也就七八十平方米，坐东朝西的立在一个土坡上，正门只有两扇窗户和两扇推拉的小门，土砖墁地，从副食柜台到糕点百货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坡道。
当时的酱油、醋、黄酱都分放在几口大水缸里，缸体用红白油漆分别标上醒目的大字。酱油、醋的缸沿上各放半扇木头缸盖，缸盖上面插着漏斗和容量半斤、一斤的提漏。黄酱缸、麻酱缸也都是盖着半扇缸盖，每个缸盖各放一个铁勺。
那时买所有的副食品都无包装，酱油、醋都是半斤、一斤地打。售货员先听好顾客所要的分量，再拿瓶子扣好漏斗，用提漏把酱油和醋打好，因此人们都说去打酱油、打醋。打黄酱就比较麻烦，因为顾客要拿着自己家里的碗或小罐，所以要先称好器皿的重量，盛上所要的量，再计算钱数。
麻酱是孩子们最爱买的，因为供应有限，又有季节和节假日之分，嘴馋的孩子往往打上三两麻酱，一边往家走一边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一舔，每舔完一次就把麻酱碗晃晃，使它不留痕迹，这样家长就看不出来。
隆冬时节副食的木头柜台上会放上一个大大的白搪瓷盘子，里面码放整齐紫红鲜亮的酱豆腐，那是给吃涮羊肉、热汤面准备的，怕落上灰尘，上面覆盖着一层雪白的纱布。盘子边上放一个竹夹子，四分钱一块，七分钱两块。随着夏天的到来，买鸡蛋就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检测仪器——用一个木头箱子，里面放上一个灯泡，箱子上面按照鸡蛋大小做的几个圆洞，把鸡蛋放在圆洞上面，打开开关灯泡一亮，就能看出鸡蛋是否变质。
范子平合作社的售货员大都是附近的居民。这些售货员劳动强度大，工资劳保待遇也不高，工作服也就是蓝粗布的围裙和套袖。顾客一多，经理也上阵一起卖货。闲暇时，就把黄草纸裁成大小不一的四方块，把白糖、红糖称出半斤、一斤的包好。这些售货员既精打细算，又心灵手巧，白糖、红糖包得四四方方、见棱见角，纸张大小正合适，绝不浪费。蒸馒头用的碱块四分钱一块，可有人要买半块，售货员就将碱块剁成两半，卖二分钱。放肥皂、香皂的架子上总是挂着一个用线绳做的小绳套，如果有人只买半块肥皂，就用它从中间拉开。
生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都有这个体会，那时的生活很清苦，食品供应紧张，买什么都需要票证。饼干票不能买糕点，但糕点票却能买饼干。精明的母亲每次都把饼干票耗到月底，到了月底饼干票就能买桃酥了。
糕点柜台最能引起孩子们注目的就是那三分钱一袋的玉米花、四分钱一袋的大米花。玻璃大罐里总是放着治虫子的塔糖、香甜可口的橘子糖、造型美观的粽子糖，买多少售货员从不嫌麻烦，用铁制的小勺轻轻地把糖放在一张黄草纸上；百货柜台干净整洁，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针头线脑儿、香烟文具一应俱全。玫瑰香糨糊、粘性极强的胶水都是小孩们手工课必备的工具。松紧带、玻璃丝旁边总是放着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买卖极其公平。
店里还有两位常年推车卖菜的售货员，虽然年纪不小了，但不论春夏秋冬，总是推着一辆两轮手推车，走街串巷地吆喝着卖菜，大家习惯地称呼他们“老刘”、“老何”。夏天的早晨，老刘推着满满一车新鲜的青菜，随着一声声响亮苍老的吆喝声，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奔向菜车。老何特会说话，从没见他和谁红过脸、吵过架。夏天的傍晚，老何看见菜车的菜还有富余，他就抱着木头钱箱子，挨门挨户地推销菜，态度诚恳、买卖公平，再挑剔的顾客也难以拒绝如此的盛情。母亲曾断言，这菜车如果是老何自己的，他早就发了，他太会做生意了。
小小的范子平合作社，由一位年轻的经理带着七个售货员，支撑着周围几条胡同居民的饮食起居、生活必需品的重担。经理努力开发货源，满足人们需求；售货员和周围的居民如同一家人，谁和谁是一家子、谁家几口人他们都知道。在我和他们相处的几年里，从没见过他们和哪位顾客发生过矛盾，他们既有着朴素的感情，又有着精湛的技术，同时也是我迈着蹒跚步伐，第一次去打酱油、打醋，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起点。虽然现在大小超市随处可见，但范子平合作社那种温馨、勤俭、体贴的服务，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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