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顾鑫 北京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有关人士8日在清华大学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透露，“两高”正在制订与《刑法修正案(七)》中打击“老鼠仓”规定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专家期待司法解释能明确如“老鼠仓”行为的罪名、第四款中“情节严重”的划分标准等问题。
罪名认定存争议
有专家指出，“老鼠仓”行为不是内幕交易行为中的一种，应独立成罪，主要理由是“老鼠仓”信息不同于内幕信息。最高检职务预防犯罪厅检察员许道敏表示，“老鼠仓”信息是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非公开信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白建军认为，内幕信息是已经发生的，而“老鼠仓”信息是尚未发生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委员助理陈科介绍，在审理唐建案时发现基金信息不同于内幕信息。第一，基金信息在源头、性质、特征、影响范围等方面与内幕信息差别较大且缺少逻辑联系。第二，《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的知情人士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公司证券，如果基金投资信息属于内幕信息，则基金公司在该信息公开披露之前的任何交易行为都是违法行为。第三，内幕信息跟内幕信息公开有关，而基金投资决策、基金持仓变动等信息都具有非公开的特点。
至于“老鼠仓”行为罪名如何认定，专家意见并不一致。很多专家认为应该定为背信罪。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认为，“老鼠仓”行为损害了委托人的财产权，应该是背信罪。陈科说，在研究部分国家和地区“老鼠仓”行为的有关执法案例时，发现境外执法机构较多将“老鼠仓”行为认定为背信。
许道敏指出，背信罪来源于日本《刑法》中的背任罪。背任罪核心是犯罪行为使得相对人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害，而这不是“老鼠仓”犯罪构成的要素，后者的核心是违反规定交易。两者法益不同，前者是保护相对人的财产，后者是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他建议使用金融人员违规交易罪。
亟待立法细化
中国证监会深圳专员办专员庄穆表示，“老鼠仓”的刑事责任认定极其复杂，迫切需要在立法方面进行细化。
第四款中并未给出“情节严重”的划分标准。对此周光权建议从成交额、获利数额、成交次数这三个方面来认定。许道敏表示，司法解释中应包含怎样量刑、如何适用等。
此外，专家还指出了需要明确的四个问题。一是“老鼠仓”涉及的其他非公开信息如何界定，从正面去界定还很难。二是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如接受暗示或者明示的人如何处罚。三是处罚方式，如果按照违法所得的倍数进行处罚则需要认定违法所得，这比较困难。四是证明责任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