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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留给我的集邮册里，没有一张值钱的邮票
| [日期：2026-10-18] |
来源：十年集邮 作者：张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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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搬家，在整理父母老房子的时候，我从父亲床头的旧木柜最底层，翻出了一个用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硬壳本子。扯开报纸，是一本深蓝色绒面的集邮册，边角已经磨得露出了硬纸板，封面的烫金字早就掉得看不清了。翻开册子，一股陈旧的油墨味混着樟脑丸的气息扑面而来。父亲走这五年，这箱子东西一直没人动过。我是个做邮币自媒体的，平时见过、摸过的好票无数，猴票、梅兰芳、一片红……可当我一张张翻看父亲这本册子时，却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没有80年的猴票，没有T41爱科学，没有T54荷花，连文革时期的文票都极少。最“贵”的一枚，大概要数夹在倒数第二页的那枚纪17《建军二十五周年》信销票。那枚票盖着一个模糊的“江苏无锡”日戳，边角磨圆了，票面还有点脏。在市场里，这枚旧票顶多也就值个几块钱。其余的大半本，全是普8、普10、普14这类最普通的工农兵图案普票，还有几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JT散票。但看着这些不值钱的旧纸片，我的眼眶却热了。因为它们太有年代感了，每一张背后，都是我父亲活生生的日子。父亲生于40年代，是个普通的乡镇中学语文老师。他不懂什么叫“投资”，更不懂什么“品相评级”。他集邮的起源，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习惯——攒信。册子的前半部分，大多是用剪子从信封上剪下来的。那个年代没手机，亲戚朋友联系、外地学生来信，全靠这八分钱。父亲每次收到信，看完信后，绝不会把信封随手扔进废纸篓。他会拿一把小剪刀，沿着邮票的齿孔边缘，小心翼翼地把那一角信封剪下来。我至今记得小时候，他端着一个盛了清水的白瓷碗，把剪下来的邮票连纸带票泡在水里。等纸和背胶软了，再用镊子轻轻把邮票背后的纸浆搓掉，洗净，然后贴在玻璃窗上晾干。干了以后，再夹进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里压平。他册子里有一枚普8的8分冶金工人票，旁边用蓝黑钢笔写着：“1976年，学生建国有信自新疆部队来。”还有一枚T45《京剧脸谱》里的李逵，旁边写着：“1982年，去县城开教研会，见邮局有新票，花三毛二买了一套，留作纪念。”那个年代，集邮就是纯粹的集邮，没有炒作，没有行情表，没有快进快出的博弈。信封上有好看的票，剪下来；出差路过邮局，看着喜欢，买一套。就这么简单。
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枚没有贴进插槽的邮票，用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袋装着。那是一枚80年代的普票《祖国风光》里的“长城”。旁边夹着一张对折的便签纸。我打开，是父亲那手熟悉的瘦金体硬笔字：“2001年9月，送长子赴京上大学。过八达岭，买此票寄明信片回家。儿行千里，父心亦随。望长城内外，男儿当自强。”我盯着那几行字，手有些发抖。2001年，我考上北京的大学，父亲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送我。在长城脚下，他买了一枚八毛钱的长城邮票，寄回了老家。他不善言辞，从没跟我说过这些，可这枚不值钱的普票，替他保存了那个离别的秋天。如今，我坐在写字楼里，做着邮票行情的分析，看着那些动辄成千上万的热门小型张起起落落。我见过太多人，把集邮做成了一门生意，买了整版整版的票，等着它升值，最后被套牢，或者赚得盆满钵满。可每次我回到老家，翻开父亲这本没有一张值钱邮票的册子，我就觉得，自己才是个外行。这本册子里装的，是1976年的远方来信，是1982年的县城教研会，是2001年八达岭上的秋风。父亲留给我的，是一段完全用邮票拼凑起来的岁月。你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本老册子？里面没有大珍大贵，全是些盖着戳的旧票。别去算它能卖多少钱，找张椅子坐下，一页一页地翻翻，也许你会读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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