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自1890年（光绪十六年）起，即着手推广邮政。1896年3月20日，清朝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始与世界各国邮政平等交往，中华民族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历史增添了新的一页。大清邮政诞生之刻，中国已经有了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皇家邮政服务系统是仿照欧洲模式建立的，并将接受赫德爵士的指挥，赫德先生已被清国皇帝任命为邮政总监。在此之前，大清国的邮驿事务一直归负责军务的大臣节制。
在明朝中央高度集权时期(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北京政府很重视驿站运输和邮政传递，运作也相当井然有序。然而到十七世纪，由于政府官员从中渔利，这个驿传系统就在很高的发展水平上崩溃瓦解了。直到康熙继位之后，这项服务才又再现辉煌，事实上还得到了极大的扩大。随著新疆上的不断征服、扩张，中央与边地之间需要取得良好、频繁的联络，这比以往显得更为急迫。为了管理和从整体上控制这项服务，北京特别任命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直接由朝廷负责军务的大臣监督。在这些驿站内，所有供远途传运使用的必需品，诸如马匹、骆驼、车辆、船只等等，都全部备齐。大多数驿站都设在主要道路的旁边。
这项服务分为两个等级，政府公文和急件为第一级邮政，普通旅客的行李和军队需要转运的战争物资属于第二级邮政。这个皇家邮政服务系统现今由帝国邮政总监管理。帝国邮政总局设在京城，而分局则限设于各省省会并由邮政副监们负责。这些官员都是专门从上层军官中遴选的。
皇家邮政理论上只负责转寄和传送政府通告、法令和类似的官方文件，但实际上，信差同样也传送高层人物的私人信件。信差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并享有某些特权。例如，他们可以免费住旅店并要求当地为他们的马匹免费喂食饲料。
第二级邮政服务就是人所共知的「普通邮政服务」。这一级邮政服务现已遍及大清国全境，其总部机关设在北京，而凡是有城墙的中国市镇都会设有一个分局。地方长宫，一般也是辖区的邮政局长，负责指挥和管理下属，这些下属则担任区域性的邮政局长，同样，区局长负责指挥管理邮递员和信差。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他们的站点转寄或投递邮品到离他们最近的那些站点。两个站点之间的平均距离不超过一百华里，这大约相当于四十英里的路程。每个站点都有一个人负责登记收到和转寄出的所有信件。凡用于邮政的房屋都归政府所有。
几乎所有需要寄送的官方文件都盖有一个特殊的标记，表明需以多快速度来传送这些邮品。普通文件标明日送二百华里，大约相当于每天八十英里；有些特别需要加急传送的文件可望每天传递四百华里，而有些十万火急的文件则需要每天传递八百华里!信差不管天气如何必须完成这段路程，否则会受到惩罚。大清国曾经有过最快的邮传纪录是四天穿越二百八十德里(将近一千四百英里)，或相当于每小时十四英里。这个纪录产生于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这种邮政服务的费用由各省负担。
发展
大清邮政（1878~1911）发行邮票172种；中国在正式建立近代邮政前，除驿站外，有商营的民信局和侨批局，有帝国主义者的客邮，还曾经历过一段海关兼办邮政的过程。民信局和侨批局 民信局又名民局，是传递民间书信、物品和办理汇款的私营商业组织，约创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大小民信局已多达数千家。有的还在当时商业中心的上海、宁波等地设立总店，在各地设立分店或代办店，并与其他民信局联营，构成了民间的通信网。直到1935年才被全部取消。大清邮政于1896年正式开办，公布了《邮政开办章程》，中规定邮资按洋银计算 以前印制的“大龙”、“小龙”、“万寿”邮票上的面值，都是按银两计算的，太平天国的洪仁玕（1822～1864）最早提出了兴办近代邮政的规划，清代地方政府又在台湾省首先实行了改驿归邮;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国家邮政却是由清政府于1866年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办理的。经过海关兼办邮递和试办邮政阶段,终于在1896年3月正式批准成立了大清邮政。1911年邮政脱离海关，从1877年起创办的有线电报和1900年后创办的市内电话一度是官督商办、商办或官商合办外，其余全由国家或各级政府经办（1902～1908年电报也被收归官办）。
自1899年11月中国开办近代邮政，旧时长沙 的邮政事业经历了 "大清邮政"两个时期。"中华邮政"两个时期。"大清邮政"时期，长沙邮政由外国人操纵的海关代管。当时邮政经营连年亏损，海关担心招致更多的财政负担，对邮政建设采取"谨慎从事，缓步发展"的方针。到1910年邮政脱离海关管辖时，长沙城内仅设2个支局，长沙、善化两县农村还没有一个自办邮局，干线邮路仅有几条步班邮路和委办轮船邮路，村镇邮路更少，邮政业务发展极为缓慢。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长沙进入"中华邮政"时期。1927年法藉邮务长哓略被逐出湖南，长沙收回邮权。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国弱民穷，加之长沙累遭军阀战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后期又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长沙邮政事业曲折发展，步履艰难。到1949年，市区仅设有自办服务点13处，城、乡邮运和投递主要依靠步班，湖南邮政管理局本地（长沙）业务股只有1部汽车和21辆自行车在市内转趟和收邮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邮政运输网络开始形成，初步班邮路、船舶、火车邮路，又逐步发展了自行车邮路、汽车邮路、航空邮路和摩托车邮路，这是近代邮政事业的一个进步。
影响
尽管大清国的皇家邮政服务系统已经非常完善，然而，即使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它也从未在任何程度上为商业或私人利益提供服务。即使已经允许商人和普通百姓通过这项服务寄送信件或包裹，但人们仍然怀疑邮政官员是否会利用这项特权来谋取私利，他们怀疑这些官员私拆或篡改私人信件。这就导致了以下的结果，即在这些都市和商业城镇里建起了民间的票号，负责转寄信件和包裹，以方便那些银行家、商人和普通百姓。在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家这样的私人票号，导致了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出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情况，即「邮差们」到顾客的住宅门口去收集邮品，而不是顾客把信件或邮包送到邮局。
这些私人票号把邮品或者委托给定期往来于不同市镇之间的民船，或者委托给信差。这些信差中的大多数都是徒步投递邮品，虽然他们偶尔也骑马。上述邮船中的每条船上面都有一个指定的受托人，负责接收和发送这些邮品，以及负责照看邮品。所有信件都会在收件处登记挂号，注明邮品内容，并被保险至它们的全部价值。在邮品重量问题上，这些票号都显得非常大度。邮资并不是必须预付，但按惯例，发信者付大约百分之三十的费用，其馀由收信者支付。这些私人票号常常是为他们的客户记流水帐，每月结清一次。如果发信者需要一封信件特别迅速、安全地付邮，他就会在信封上写下一个承诺，保证对这封信件的发送再慷慨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
邮品经由信差传送也同样是安全和迅速的。平均说来，这些信差每小时能步行一德里(4.6英里)的路程。他一到达自己的送达站，就立即将邮品传递给下一名信差，而这个人不论天气状况如何，必须马上起程向下一站传送，并把它交到第三名信差手里。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邮品到达它们最终的目的地。信差们途经的地方往往是纯粹的荒野或人烟稀少之地，这样容易遭受强盗的袭击，为了自卫，信差们总携带著武器。
至于邮品投递的费率，它们并非固定不变。对于常客来说，费率虽然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对于偶尔上门的顾客，他们所支付的费用则相对要高些。至于短途递送费率，要比德国低，而长途递送费率，比如说，超过五十英里的范围，费率自然要高些，因为邮品传送须转手数次才能完成。这种私人邮政服务系统很好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信件和邮包的传送就像我们自己携带著它们一样安全可靠，尽管稍稍慢了点。大额的银钱也通过这种方一一传送，这笔款项，假如用船运送，会由这艘船的船长对它进行称量并开具收据，他会收取一个较小数额的百分比作为邮资，并保证把这笔钱送到收款人手中，从中出现偷窃的行为鲜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