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这些恐怖故事可能令人生厌，
但我认为应该保存记录，
让这些未经修饰的事实公诸于世。
——约翰·马吉
富人都逃跑了，穷人不得不留下来
早在1937年秋，被战争阴云笼罩的南京人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旦南京陷落，哪儿才是安身之地呢？
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一位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先生，他和妻子朵拉在南京安静地生活了近三十年。现在这一切将要被战争终止了。他在1937年11月2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在这个30年来如此善待我的东道主国家发生了巨大的灾难。富人都逃跑了，穷人不得不留下来。他们没有逃跑的工具和钱，难道我们不应该试一试帮助他们吗”
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15名成员中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
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同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
贝德士，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曾经在耶鲁大学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
米尔斯，美国人，从1933年起就开始服务于南京长老会海外布道托事部。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表示："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
在六天后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人乔治·费奇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乔治·费奇出生在中国苏州。他热爱中国文化，并且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费吴生。
朱成山同期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南京国际安全区，我们又叫它难民区。它位于南京城西北部，占地3.86平方公里，四周是以马路为界。那么它包括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华侨路难民收容所和司法部难民收容所等，一共有25个难民收容所。
12月8日发布的《告南京市民书》，标志着南京国际安全区已经开始运行，文告用肯定而热情的语气发出召唤：“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承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难民如同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安全区。与此同时，南京的外围阵地已经失守，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变得万分险峻。
无论是拉贝主席和他的志同道合者，还是云集而来的难民，此时都相信这个安全区也许是救苦救难的“诺亚方舟”。
孙宅巍（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国际友人设立的南京安全区，日本当局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它既没有像对上海的南市难民区那样，表示接受和承认这个难民区的存在，但是，它又做了一点承诺，只要在这个安全区的里面，没有军事设施，那么日本军队将不会进犯这个区域。
安全区杀戮的开始
1937年12月12日，气温骤降，屋顶一片白霜。下半夜，已经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
就在这天上午，一队日本兵首次出现在南京国际安全区。
费奇在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情况："上午11时，……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后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
对于日军来说，安全区的残杀这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12月13日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安全区也不安全，正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打破了组织者最初的设想。
为此，善良的拉贝先生多次驱车前往日本大使馆交涉，但无济于事。在路上，他才真正了解到南京被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的距离，他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
12月15日中午，拉贝先生终于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在会晤纪要中，这位日军指挥官表态："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谁知，当拉贝刚返回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勤杂工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一队日本士兵又闯入安全区，将1300名原中国士兵捆绑起来。
拉贝和米尔斯等人试图解救这批人，但是白费口舌，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拖走枪杀了。
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南京安全区的缩影
尽管日军参谋长还向拉贝承诺：“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司法部难民所的大约五百名警察，加上其他难民，共计2000多人，被日军驱赶到汉中门外，先遭到机枪扫射，再被刺刀捅，又浇上汽油焚尸。
这个影像片断是马吉牧师从窗口拍摄到的，时间是日军攻占南京的第四天，12月16日，地点在南京安全区内的上海路。当时，他看到一队日军士兵突然闯入安全区，灾难降临了，日本士兵开始四处搜寻中国男人。
画面上的日本士兵正在来回走动，不断有中国人被拉入已经排成的队列中。这些都是被怀疑为当过兵的人。他们的命运马上就会发生变化，凡是被拉进这个队伍的人，只要带离安全区，就会立刻被残忍地杀害。
画面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恳求他们放了她的丈夫或是儿子。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那一刻就是她和她的亲人生离死别的永远定格。
画面上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正是当时南京安全区的缩影。
暴力、抢劫、纵火像瘟疫一样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蔓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的暴力，抢劫，纵火和强奸事件，就像瘟疫一样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蔓延。无数的难民涌进安全区寻求庇护，而疯狂的日军居然随意闯入安全区进行杀戮，强暴妇女，公然无视国际法，挑战人类道德底线。以约翰·拉贝为首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只能昼夜守护无助的难民，苦苦支撑着残局。
在安全区西部，清凉山麓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2月8日收留了第一批妇女和儿童。将学校设为难民所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1937年7月，她本来在青岛休假，但是，当她获知"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就立即返回学院。南京沦陷时，她和少数教职员工留了下来看管校园。
这一年，她51岁。
起初，魏特琳根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际情况，按照每个难民人均16平方英尺，也就是大约1点5平方米的空间计算，估计只能容纳2750人，但是，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人。
魏特琳在写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方的报告中说：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在校门口目送妻子、女儿进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父亲的面容。他们拜托我们说：“就是在露天地里也行，只求你们给她们一块睡觉的地方。”说罢，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12月17日，松井石根举行了入城式。
仅仅是这一天，日军在南京城内所犯下的各类暴行中，强奸事件超过了一千起。
也就在这天下午，金陵文理学院内的部分妇女和孩子，分成两批转移到金陵大学。每一次，魏特琳都是走在队伍前头，护送着他们穿过险象环生的街道。
日军知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就不分昼夜地闯进来绑架妇女，甚至当场强暴。魏特琳挺身而出，四处奔波阻止他们。
伍正禧当年曾经随母亲一起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对于魏特琳勇敢无畏的精神至今难以忘怀。
伍正禧：我母亲住在二楼，鬼子到的一楼，就一楼那喊啊，抓啊拖的，拖出去。因为这里面全是住的是妇女啊，他进去喊，他不是去一个两个，他去四、五个，他拖。因为他知道，华小姐在这个里面掌握着，华小姐听到这个声音就跑下来了，她们一个个就在窗子望，就在窗子望，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可以，要是华小姐，她能够在世，她实实在在，她就是我们救世主，多少妇女，保存在她那个地方。
魏特琳被难民称为“活菩萨”；但被日本兵恨之入骨，被他们打过耳光，受到过带血刺刀的威胁，日本兵还举枪向她瞄准。然而，当他们命令魏特琳离开校园时，还是遭到了严辞拒绝，“这是我的家。”魏特琳说：“我不能离开！”
金陵大学医院，又叫鼓楼医院。医院的绝大多数医务人员已经撤离，罗伯特·威尔逊是留在这里的惟一一位外科医生。
威尔逊，美国人，生在南京，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哈佛医学院获博士学位。
31岁的威尔逊送走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自己坚决地留了下来。
他对南京的状况痛心疾首。12月18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日本政府意识到真相败露的严重性，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新闻封锁，南京成了一座与外界隔离的大陆孤岛。为了对世界掩盖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政府集中其全部力量发动了一场闪电宣传攻势，妄图粉饰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罪恶。
12月20日，日本的广播电台造谣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信以为真，准备把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城里治疗。可是，刚一上路，他就知道自己受骗了。日本军队依旧封锁着道路，禁止中国伤员通过。辛德贝格让司机把伤员送了回去，自己几乎是徒步来到了位于宁海路上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
江南水泥厂距离南京城区大约20公里，26岁的辛德贝格和35岁的德国人京特博士，在那里收容了三万多难民。
大屠杀是一个例证，它充分反映了人所能干的最邪恶的事，却也是人类最伟大精神的写照。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在南京，除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之外，那么不属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辖的呢，还有一些难民收容所。它包括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那么栖霞寺难民收容所，还有江北的葛塘镇难民收容所和下关的和记洋行等，那么这些地方也是作为保护难民的一些收容所。
日本当局低估了坚守在南京的安全区组织者的力量，从拉贝到各个成员，他们利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展开反击。
徐勇（北京大学教授）
他们包括一些使领馆，外国人，他们打的报告，文章，新闻报道，胶片，甚至日记，特别是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记录，留下了一批如山一样，不可动摇的，很有力的这些证据。
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真相，1938年1月，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由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上海，在美国租界内的柯达公司冲洗出来。这部影片的拷贝最终被带到了西方世界。
这是一张自制贺年卡，在画面上留下名字的，是全体留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
1937年除夕，拉贝主席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迎新晚会。他们彼此鼓励着，尽管艰难，但也要坚持。
晚会上，拉贝拿出盖有南京安全区标志和国际委员会印章的贺年卡，让在场的所有委员签名后，分发给大家。
拉贝的心情每个人都清楚，那就是，必须记住这段特殊的日子。
晚会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委员们又匆匆返回各自的岗位。
1938年春节，南京城降下一场大雪。日本占领军已经一再发出关闭安全区的威胁，然而，人们并没有丧失希望。
PaulSalmous（保罗·萨缪斯）：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负责人
大屠杀是一个例证，它充分反映了人类最坏的一面，以及人所能干的最邪恶的事。却也是人类最伟大精神的写照。人们被营救，被帮助，人们互相鼓励，人们在难民营里努力的抗争、努力的存活。当我们回顾和感受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最伟大的人类精神。
这一天，一个右臂上套着日本袖章的中国男孩走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把他喊住，激动地说：“你不用佩这个太阳徽，因为你是中国人！你们中国并没有亡，而且绝不会亡！你年纪还轻，可是我要你牢牢记住！”说着，魏特琳摘下那只袖章，把它抛在地上……
1938年2月，约翰·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召回德国。他帮助中国人的善举换来的是不公正的待遇，盖世太保逮捕了他，没收了他的日记和他带去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电影，重获自由后，他被迫保持沉默，西门子公司也不再让他担任重要职务。约翰拉贝先生于1950年1月5日在柏林死于中风，曾救千万人于困顿危险之中的拉贝先生晚年生活困窘，他帮助过的难民们通过邮寄食物包裹和少量捐款帮他度过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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