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中叶，北京就流传着“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说法。
以皇城为中心，“东”是指朝阳门、东直门一带，那里聚集着许多富商，他们先是靠运河后是靠洋务大把大把地赚银子，至今那里还遗留着一些带“仓”的地名，说明早年那里曾经有许多吞吐货物的大库房。
“西”是指什刹三海（前海、后海、西海）一带，那里历来是王府的首选，后海北岸有光绪、宣统的潜龙邸，南岸有和珅的宅院、后来的恭王府；再往西还有现在的儿童活动中心、过去的端王府……
“北”是指从西直门、德胜门到安定门一带，皇城以北至城墙之间，居住着许多贫穷的平民百姓。
“南”是指前门以南的外城，亦称南城，即现在的宣武、崇文两区的城内部分，那里居住着许多从事“卑贱”行业的人。
北京作为国都，官大官多，官是城市的主体，官本位是城市的主流意识，于是形成了“贵不一定富，富不一定贵；贫不一定贱，贱不一定贫”的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特色。
以王府为代表的贵族，在皇帝之下、万民之上，能不为贵？但王爷的收入只是宗人府给的例银、挂官衔得的俸禄、皇上的赏赐，虽比百官和百姓多得多，但历来的王爷都不是大富之人，因为皇帝不会给他太多，因此是贵而不富。
商人虽富，但没有官衔就不能称贵，再加上长期以来“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使商人的地位永远处于中下等，即使是同仁堂那样受五品顶戴，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仍然只是个药铺，没人拿同仁堂当衙门，尽管它有专供皇宫的御差。商人再富，也要仰承官府的鼻息，就是来个衙役敲诈勒索，也得忍痛割肉，就是地痞流氓也能挤兑挤兑他，因为他富而不贵。
贫不一定就贱。满族实行的是“世袭包衣”制，无论经过多少代的繁衍，主子永远是主子，包衣（奴才）无论官多高、财多富，依然是奴才。有很多八旗子弟，甚至是皇族后裔，由于灾害或疾病等原因，“宗人府”或“内务府”所给的钱粮已入不敷出，只能象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了，但他们始终抱着咸鱼翻身的一线希望，穷死也不放下贵人的架子，绝不从事“卑贱”的行业，以免被别人看不起，断了东山再起的后路，使子孙后代再无出头之日。旗人从事“贱行”，是清朝被推翻，旗人断了铁杆庄稼钱粮课以后的事了。
贱不一定贫。何为贱行？就是伺候人的差事，虽然满族人自称奴才，但要看给谁当奴才，如果伺候的只是皇上或王公大臣，不仅不为贱，而且还列在贵人的行列，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嘛，那些连平头百姓都伺候的人就归为贱人了。当时所指的贱民，主要是戏子、窑子、厨子、老妈子这些“小五子”，在话剧《天下第一楼》中饭店的堂倌，连买卖家都不收他们的子弟学徒。
社会地位的高下，还有个奇怪的标准，例如修脚比剃头的地位高，因为剃头必须站着剃，即使是给叫化子剃头也得站着，所以他比谁都低；而修脚则是坐着修，即使是给皇上修脚有可以坐着，他和谁都是平起平坐，所以比谁都不低下。
戏子，尤其是名伶，戏份很高，唱堂会还能得到大笔的赏金，就因为谁都得伺候，就被列入贱民，而且是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后来旗人下海唱戏，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事了。（王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