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人大代表历险记
我，穆海晨。是大庆某中直企业的基层干部，中共党员、龙凤区第八届人大代表。
2005年7月，大庆市某区检察院没有完成大庆市检察院下达的办案指标（办案的反贪局副局长亲口对我说的），被市院点名批评。加之对我们企业不满（据传说是检察长要办什么事儿，厂长没给办），于是从8月3日开始，派人天天到我们企业漫无目的地拉大网式“查帐”。
05年8月11日，厂长终于害怕了。当天下午，匆忙召集四名主要领导开会（我被通知列席）。会上，领导们达成共识：哪个单位也架不住查帐，不和检察院搞好关系早晚要出事儿。于是，厂领导集体研究决定派我做特使，代表厂领导到检察长家去“沟通”。我当场通过中间人跟检察长联络，他欣然应允，同意我当晚去他家“串门”。厂长说：“先送10万元给检察长，如果收下，以后再送一些”。
但是，出发前，负责备款的领导突然通知我说他忘记告诉财务提钱了，说他家有几万元，让我再借点儿，凑十万元送到检察长家去。
晚上10点半了，钱还没有借够。因为我事先知道检察长准备次日5时起早出发，要去吉林长白山旅游。为了不影响其休息，因此，我当晚就没有去检察长家，也无法向其解释没去的原因，在检察长家附近的旅社住了一宿。
次日上午9点，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以“对帐”为由，把我带到了区检察院。因为办案的检察官和我弟弟很熟。开始并没拿我当外人，告诉我没完成办案指标挨批等等。还对我大骂我们厂长“不会来事儿，跟农村人似的，查你们10来天帐也没个态度，根本不尿我们检察院，我让你们装，我就不信整不出你们毛病来”。还说：“人家采油某厂，年年给我们检察院搞福利，今天早晨，区公、检、法三套班子去长白山旅游，几十万元费用都是采油某厂××公司出的，不叫整你们案子，我也和他们一块儿去了。你们厂子，每年就他妈年末请我们吃顿饭”。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让我始料未及。办案人员与副检察长几次耳语之后，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坏，他们先是没收了我的手机，然后又说我们单位（某基地）有61600元工程款收入没入账，让我承认是不是分了，或者送给哪个领导了。我坚持说没有差错，并要求看帐。他们拒绝了我的对帐要求，持续40小时的非法拘禁就这样开始了。
期间，他们把我及会计、出纳隔离关押，副检察长和反贪副局长甚至拿计算器帮我们设计“贪污”方案，反复逼迫我们必须承认：“先送给领导2万元，余下的41600元，我们三人平分了，每人13866.66元”。还卑鄙地分别“开导”我们每个人：“一万多块钱儿算个啥？根本没啥事儿。那两个人都已经承认了，承认就回家，你不承认？ 有他俩的证词照样可以定你的罪。如果你不承认，就把你送进看守所拘留，让犯人揍你，到那时，让你说啥你说啥”。他们不允许我们出屋、不许我们睡觉，一打瞌睡就被捅醒。通过罚站、反复逼供和诱供等手段，非法连续折磨到20多小时的时候，出纳和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先后屈服，在办案人员的提示下，编录了“分钱”的口供。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虽说很混蛋，但说话算话，真的就把这两个“分钱”的人放回家了。之后，他们就拿着她俩的口供笔录给我看，逼迫我也承认分钱了，被我坚决拒绝。经过漫长的僵持，副检察长给区人大主任打了一个电话：“于大哥，我到你家盖个章，抓你个人大代表”。于是，“于大哥”没有索要任何法律文书，更不用说召开人大常委会审查，就在“李小弟”抓逋我这个人大代表的表格上盖上了人大的章子。经过40小时的连续折磨，办案人员竟然以“嘴硬”为由，强行把我这个人大代表关进了看守所。我的心里很清楚，这都是没把检察长的10万元钱送到惹的祸。因此，在看守所里，我气愤异常，当着管教的面儿告诉副检察长，“有本事关我一辈子，出来我就告你们”。
次日，检察院经过反复对帐，发现我们单位并没有少钱，“贪污13866元工程款”的事实不成立。他们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把我当即释放，而是把前来说明情况的出纳和会计再次关了起来，告诉她们：“确实没有贪污工程款，但最少也得承认每人贪污5000元房租款，而且是贪污以后又放回财务金柜了，所以财务才没少钱”。并把出纳员关进提审在押犯人的小铁笼子里进行折磨，故技重演，威胁如果不同意贪污，就把她俩送进看守所，并当着她们的面儿，一步一步地慢慢办理拘留手续。因为我就是因嘴硬被拘留的，所以，20多小时以后，她俩又屈服了，录完新的口供以后，又被放回家了。她俩回到家后，越想越窝囊，于是到检察院去理论，检察长给我们厂长打电话，威胁如果出纳、会计翻供，就不会把我释放。于是厂长通过检察长的手机要求会计：“先认下来吧，别把检察长惹火喽，他就不放人了。”为了“救”我，会计又被检察院录了一次“各分5000元”的口供。出纳也如此。
看守所里的我，只知道我没有分过13866.66元的工程款，并不知道我的贪污金额已经变成了5000元的房租款。
5天后，检察院办案人员看在我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单位对我的取保候审请求，我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不久，我就去找了区政法委的一个副书记，表明我决心告检察院的几个王八蛋。我开始搜集有关证据。
一个月后的05年9月13日，我们厂长找我谈话：“今天副检察长来了，他说，只要你们三个承认每人贪污了5000元，检察院保证给你们定罪免处，只背罪名不判刑，这个案子就算结了。我呢，保证你该当处长当处长，啥也不影响。你们不愿意拿钱，我可以从单位拿15000元交给检察院，算你们仨交的。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方案，副检察长说了，就把你们基地的帐交给公安局，查你们单位偷税。偷税的罪比贪污罪还大，都由你承担，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因我已识破检察院伎俩，就是千方百计把我判刑，否则我不会饶了他们。要知道，贪污5000是判刑的最低杠儿。因我反对厂长的规劝，不同意认罪，我和厂长吵了起来（当时多经副总经理在场）。我们基地不是独立法人单位，财务每年都要接受总厂的审计，并没人提出税收有问题。
当天下午，副检察长又让我们厂领导通知我们：如果明天上午不送钱到检察院认罪，下午就把我们三个强行逮捕。我知道检察院已经狗急跳墙了，所以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厂领导，表示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可以考虑检察院的“建议”，但要求面见检察长，他当面许诺我才能相信。厂长愉快地派多经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陪我去检察院谈判，我把整个非法劝供过程录了音。我作为取保候审人员，到检察院去录音取证，危险性可想而知，非走投无路，也不敢冒这个险。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反贪副局长办公室，副检察长也在场。副局长说：“考虑到区里领导的面子和你们厂领导的面子，这件事咱们商量，尽量往小了办，正常办案不可能协商。”他俩多次强调，如果我和会计各交来5000元钱，承认贪污，他们会尽量与法院沟通，我们厂领导也到法院去做工作，顶多定罪免处。检察院保证不让公安局追究我们税收的事儿。我提出没有贪污不能交钱，问副局长和副检察长：“由我们厂代交钱可不可以？”副局长说他们没意见，是我们单位内部的事儿 。谈话时我问：“我没贪污，为什么要交钱？”反贪副局长说：“你们出纳员说你们一人分5000”，我说那不是你们教的吗？ 副局和副检大怒。我说我没分钱，一分钱也不能交。 副总经理提出：既然穆海晨没承认过分5000元钱，只开过2-3千元加班费，少交点儿行不行？副局和副检开始不同意，坚持必须交5000元，僵持之下，副局后来说：“老穆你不交5000元，3000元也行”。副检和副局最后告诉我：“下午她俩不来你也得来送钱，最好仨人一块儿来。”临走前，总经理单独到楼上检察长办公室谈了十多分钟。上车后总经理对我说：“检察长说得非常好，如果承认贪污，他到法院帮咱们做工作，咱们电厂也做工作，不会有什么事，保证税也不查了，另外单位的公款40多万元检察院想留下。检察长还说，如果贪污的事儿他们仨推了，马上就查你们单位偷税的事儿。”我问总经理敢不敢签一个担保协议，他说谁也不敢签。
下午，反贪副局长电话追我去送钱，我告诉他：“我不可能给你送钱。上午谈话我已录音，我要上访，扒你们的皮、判你们的刑！”于是检察长向我要求私了，求我别告，同意给我撤案。
又经过近50天的秘密调查，没有发现我们的任何“犯罪证据”，黔驴技穷之下，经区领导的“协调”，区检察院为我取消了“取保候审”待遇，下达了“撤销案件通知书”。
我们厂长，出于“好心”，帮助检察院劝我“贪污5000”，还大方地替我交“赃款”这件事儿，我不但不领情，还诈降，并借机对检察院领导的非法劝供过程进行录音取证。本来给检察长送钱未成，就得罪了检察长，厂长已经诚惶诚恐。我的这次录音，使我们厂长和检察长的关系更加尴尬，更加雪上加霜。厂长因此非常恼火，于是，检察院宣布撤案的当天，厂长就以“有职工告我有经济问题”为由，组织全厂全部纪检人马，对我立案调查，企图借机免掉我的职务。中间还指使调查人员，找职工在所谓告我的信上联名，被职工揭穿。40多天后，厂长对我的会计说：“不查出问题绝不收兵”，我当晚给厂长打电话：“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自己说你够不够判刑?明天跟我去北京上级纪检检讨，还是到检察院自首，你必须选择。否则我和你没完！”第二天一早，厂长马上召开班子办公会，作出纪检结论：“经过40多天调查，穆海晨没有任何经济问题。”这时，距离2006年元旦，仅有十几天了。
我的故事在我们厂被大家传送，区里的一些党政领导也知道此事。
我被非法连续限制人身自由7天，非法取保候审80余天。至今没有拿到国家赔偿。
以后有机会，我会把详细的审讯过程公布出来，让大家好好见识见识。
大庆，这座光荣的城市，不光有铁人王进喜这样的闪光典型，也有会敲诈中直企业、迫害人大代表、徇私枉法的某区检察院的个别败类。
两年以来，我每每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心里仍然隐隐作痛，那些录音——我可以为自己洗刷耻辱的证据，我既想去听又怕听。看守所里的非人待遇，对自尊心理极强的我，是比杀头还要无法接受的侮辱。你能否想象，一个曾经的厂长特使，一个曾经被前呼后拥的人，突然之间戏剧性地变成了一个囚犯，几天之后，取保候审的我回到单位，上上下下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厂长、书记见到我头不抬眼不睁，呲牙咧嘴，好像我给他们添了多大麻烦似的，最可气的是，当我质问为什么让我行贿又不给我拿钱，导致我被抓，厂长竟然矢口否认有让我去行贿这件事儿。据传说，就连我这个小小的领导岗位也已经被预订。
我因此开始发现，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着装的，原来不都是人。
谨以此文，作为对自己的慰问、朋友的感谢和对懦弱者、败类的鞭挞。
我已经把详细材料进行整理，寄给全国人大、最高检等部门，同时向新闻媒体发布。
穆海晨，0459-6912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