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集中营里的“林黛玉”：林秋若狱中遭遇
上饶集中营的被囚志士中有一个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女“政治犯”，她就是被难友和敌人都认为“好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的林秋若。
林秋若，1914年出生于福州，1936年入党，曾任新四军《抗敌报》助编。1939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金华，任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秘书，兼任《浙江妇女》月刊主编。1941年1月25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林秋若因“异党”嫌疑被国民党特务、宪兵逮捕。同日被捕的还有“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浙江潮》等进步媒体的地下党员计惜英、王九夫（即李士俊）、项堃、陈国忠及年轻记者谷斯钦（即季音）等七人。1月27日，林秋若等八人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监狱囚禁。
四次受审 坚不吐实
国民党特务逮捕林秋若，只是怀疑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并无确凿证据，因此审讯林秋若就成了敌人搞清她政治身份的主要手段。由于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的妻子蔡凤珍，林秋若等于是蔡凤珍的秘书。林秋若利用自己具有“合法”的社会职业和一定社会地位的有利条件，在审讯中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始终没有暴露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
第一次受审，是在茅家岭监狱。特务管理员（即监狱长）卫俊立（绰号“狗头”）劈头就问：“你是异党分子吗？”林秋若回答：“什么叫异党？中国党派多得很，谁是异党？谁是正党？”“狗头”问：“你说中国有哪些党派？”林秋若说：“有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狗头又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林答：“不是。”“狗头”逼问道：“那你怎么进这里来？”林答：“谁知道你们为什么凭空抓人！”敌人的审问毫无结果。
第二次受审，是在茅家岭数里之外的杨家湖村一个审讯室。这次审问除了照例要问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一般性问题之外，敌人主要追问林秋若干了什么革命工作？是不是共产党员？平日同什么人来往？对前两个问题，林秋若都给予否定的回答。平日来往的人，只说与儿童保育会的上层人物。敌人说林秋若“不老实”，威胁下次审讯要用刑。
第三次受审，是在杨家湖村第三战区情报专员室的另一个审讯室。先后受审的有分别从金华和江山被捕的两批地下党员和“政治犯”。敌人再三追问她“是不是共产党”，林秋若一口咬定：“不是！”敌人拿出从保育会办公室搜来的林秋若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报纸的有关社论等资料），讯问她：“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关心新四军的事？”林回答：“关心时事有什么不好？”敌人又拿出一些名片、图章等，问林：“这是些什么人？同你什么关系？”林回答：他们都是《浙江妇女》月刊的作者。敌人又变换花样说：“你们共产党跑掉的人，我们都抓到了，邵荃麟已在江西吉安抓到了。”又威胁说：“你自己不招，你手下的人已把你招出来了。”林秋若知道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邵荃麟当时还在福建南平工作；儿童保育会地下党支部只有她一个人被捕，其他被捕的“犯人”都不知道她是中共党员。因此她胸有成竹，镇静地反问：“我没有跑，不是更证明我不是共产党了吗？！”敌人无可奈何。
难友深情。林秋若因体弱多病，也为了隐蔽身份，在集中营与其他难友交往不多，除了同囚一室的女生队难友之外，主要与冯雪峰、王闻识、计惜英等互相知道党员身份的同志，以及郭静唐、吴大琨、季音等文化水平较高和信得过的难友来往较多，并结下了深厚友谊。林秋若与冯雪峰、王闻识、计惜英等党员虽然没有成立秘密党支部，但他们以冯雪峰为核心，经常商议对敌斗争策略，无形中建立了组织联系，并通过钟袁平，与特训班第三区队的秘密党支部保持了联系。他们在严峻的斗争中形成的珍贵友谊，成为精神生活上最大的安慰和鼓舞。其中，林秋若对于冯雪峰最为敬佩和尊重，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冯雪峰是集中营的“七君子”中的核心人物，被囚集中营时四十余岁，比林秋若大十一岁，党龄也长九年，革命经历和斗争经验都非常丰富。他化名冯福春，编造假口供应付敌人，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抗战开始后回家乡，从不过问政治。因此冯雪峰被囚期间，敌人只知道冯福春是个知识渊博的老学究，是上海有名的文艺批评家，别人的作品要经过他的评论才能出名，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平时对他的态度也较为“客气”。但敌人宁可错抓，也不错放，因此将冯雪峰长期关押。冯雪峰因长期受疾病折磨，身体也是十分虚弱。
冯雪峰被囚特训班不久，林秋若就从郭静唐处知道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将他看作党的领导和革命长辈，对他十分崇敬。冯雪峰也从王闻识和林秋若自己口中，知道了这位年轻美丽、病弱而又坚强的女难友，也是一位隐蔽身份的地下党员，对她也十分关心、信任。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遭遇和处境，使他们同病相怜，又同仇敌忾。几十年后，林秋若在纪念冯雪峰的回忆录中说：“我们自己的同志，知道他的身份后，对他更加尊重，有情况总是向他反映，遇到问题总是找他商量。从越狱逃跑这样的大事，到同志间团结那样的小事都找他谈，有的要靠他拿主意。他和我们的珍贵友谊是在严峻斗争中结成的。他和我们少数几个人确是无话不谈，在那样苦难的岁月中，这种谈心是我们精神生活上最大的安慰和鼓舞。我们常常利用劳动休息的机会，找块石头坐下来和他一起聊天。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他毫不隐瞒地对我说，在中国他第一佩服毛主席，第二佩服鲁迅先生。”冯雪峰经常与林秋若等人讲长征故事，讲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故事，讲鲁迅先生、史沫特莱、斯诺等人的故事。冯雪峰还将鲁迅的一首诗《自题小像》送林秋若共勉，并请项堃替林秋若写在扇面上作为纪念：“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此地这首诗十分贴切地寄寓了他们热爱祖国的忧患意识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浩然正气。冯雪峰还将自己在集中营抱病写成的几十首诗，用纸捻子订成一个小本子，连同赖少其画的几张插图托林秋若交给来集中营探监的地下党员廖卜三，设法带出集中营保存。林秋若也将廖卜三送给自己的三十元钱，送给了冯雪峰（后来冯雪峰又将这三十元钱送给了赖少其，作为越狱逃跑的路费）。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这区区三十元钱饱含了同志、难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冯雪峰在狱中写了一首充满温情的抒情诗《哦，我梦见一个女人美丽的眼睛》，诗中由梦见林秋若美丽的眼睛而联想到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友人，给人以美的思索和感受。据集中营的“七君子”之一叶苓回忆：“这位女难友（按：即林秋若）对雪峰同志的健康和生活关怀备至，并经常与雪峰同志交流集中营的情况，交换对今后斗争的意见。在苦难中同志间的这种阶级友情是真诚而动人的。这位女难友的眼睛的确美，见过那双生着长睫毛、明澈而深邃的眼睛，人们是难以忘怀的。在石底的时候，雪峰谈过女人的眼睛，诗写成又与我谈这件事，还同赖少其谈过，并请其按照他的描述画一张这样的眼睛。赖少其不负所托，用铅笔画了三四张素描。出现在画面上的不是完整的脸，而是一双双美丽的眼睛，雪峰认为其中一张比较合乎他的理想。”
“合法”出狱 完璧归赵
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迁移到福建省建阳县的徐市镇。迁闽途中，“七君子”中的郭静唐（被囚集中营之前任浙江省政府参议员）经家属长期努力，得国民党大员汤恩伯出面“保释”，成为集中营“合法”出狱的第一人。郭静唐出狱后，想方设法营救林琼和“七君子”中的冯雪峰、王闻识等同志。郭静唐到浙江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出面保释林秋若和王闻识（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1942年10月25日，黄绍雄从浙江到广西桂林途中，派他的副官手持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保释的信函，到集中营找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林秋若。由于林秋若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敌人只好将她无条件释放。林秋若与王轩、翁吟霄、吴大琨等难友匆匆话别之后，未办任何手续，就在众人羡慕和祝福的目光中，坐上黄绍雄派来的小汽车，胜利地离开了被囚一年零九个月的集中营，成为“合法”出狱的第二人。美丽而又病弱的林秋若，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以坚贞不屈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书写了一段“完璧归赵”的新传奇。
林秋若坐黄绍雄的小汽车到了桂林，找到了被捕前的党组织领导人邵荃麟和葛琴，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写了关于上饶集中营的书面报告。党组织认为林秋若的报告很重要，因此要林秋若（出狱后改名林琼）亲自到重庆向南方局领导周恩来汇报。1942年12月初林琼到达重庆后，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在“周公馆”和“红岩村”多次当面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情况，是集中营被囚志士出狱后最早见到中央领导人的一个，使党中央详细了解了上饶集中营被囚志士的下落、处境、英勇斗争等具体情况。邓颖超对林琼也十分关心，专门与她谈过话，要她在统战工作方面多做努力。此后，林琼在重庆先后任《现代妇女》月刊编委，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秘书，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委兼联络组组长，《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妇女副刊编辑等职务。解放后，林琼历任重庆市妇联宣教部长、副主任，全国妇联宣教部科长，《中国妇女》编委兼组长，城建部城建出版社副社长，建工部办公厅政研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处长等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林琼任国家建委顾问，先后发表了《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向周副主席汇报集中营的斗争》、《铁牢歌声琐忆》等回忆录。1983年离休，享受老红军待遇，2006年1月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