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捕大会暴露执法者的野蛮

　　作者：刘茂华

　　郑州市公安局部署，中原区、管城区、惠济区公安分局分别召开“违法犯罪定点揭露”大会，一批恶性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公开逮捕，之所以称其为恶劣，因涉嫌抢劫、招摇撞骗、强奸等罪名。这次公捕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走进校园、走进企业，如惠济会场“违法犯罪定点揭露大会”为郑州师专的数千名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

　　据说，现场一位民警感叹说：“现在，这个年龄段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值得全社会的关注。”。声势浩大的公捕行动，让市民觉得很“解恨”，有人表示，教育群众的效果很好，以后像这种类似活动还会多一些。

　　当然，法学专家对此也提出了质疑，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审判应该公开进行，但并无公开逮捕的说明。在法院宣判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视为有罪。让犯罪嫌疑人抛头露面的做法，是有所不妥的。张东方还透露说，在政法部门的内部会议中，曾多次制止过公开逮捕、公开刑拘等行为。在现实中，这种趋势也日渐衰微，而各地仍不时用此举以震慑犯罪，安定民心。

　　如果让我评价这样的公捕大会，我就用一个词语解释：野蛮。依法治国是国人所追求的，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样的公捕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与这种法治要求也相去甚远。

　　历史学家考证，公捕行为起源于氏族部落时期的惩处方式，那时，为了惩罚某些人的过错，就当众体罚以警示他人。这种做法一直影响到封建王朝，历代历朝的惩罚或者砍头均为示众。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法制的健全，人性、人道主义占据了人类思想的重要方面，世人逐步觉醒，对过去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检讨和审视，示众的做法也渐渐消失。在某些宗族或者大家族保留了一些类似的做法，但广泛的示众已经不多见。中国的文革期间，示众的做法又开始盛行，不过那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

　　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发展层面揭示了示众的历史成因，还有其作为野蛮的一面。法国思想家、社会学家福柯写有一本书叫《规训与惩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众惩罚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教训他人的结果，但这种示众却越来越失去往日的“辉煌”，没有了当初示众训导他人的效果，究其原因，公众过多地面对这种场面，思想也变得麻木。同时，公开惩罚在展示专制权力的强大和神圣之余，也具有自我悖逆的解构后果，因为在许多公开刑罚的观众眼中，这种惩罚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的方式，其野蛮程度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犯罪本身，“刽子手象罪犯，法官象谋杀犯”，这导致公开处决的角色在最后一刻进行了调换，使受刑的罪犯反倒可能成为怜悯和赞美的对象。因此，公开处决在展示权力之余有着削弱权力之虞。

　　鲁迅先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看客。看客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砍头示众，在砍头示众面前，无聊的愚昧的看客发出阵阵欢呼声。这充分说明，示众并不能带来预期的目的，甚至是相反的讽喻式的结果。

　　我还想说明的是，示众的做法当属于用野蛮的方式来教育他人。可想而知，这种野蛮的教育方式教育出来的民众，怎么能具有文明的思想，做出文明的举动。这也是鲁迅所说的——愚民政策的结果就是创造出无数的“愚民”。我想借用这句话：用野蛮手段教育民众的结果就是创造出一个“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