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者总习惯“挟孔子以令诸侯”
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当记忆留存，伟大的传统不会死去，即使睡去也会在夜半觉醒。
《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传统的经典解释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和制度等”。如果我们将文化、道德、思想以及制度等都视为一种信息变量，就不难发现，所谓传统同样是可变的。即使传播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个关于中国传统的精确指标。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因为时光永无歇息地流逝，传统在传播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加入新的元素。比如，新的传统（噪音）不断地被发明，而旧的传统（信息）在一点点消逝。新旧交替或交融，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传统。
传统即信息。换言之，传统作为信息整体而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地编码与流播。然而，任何信息都有开放性，所谓“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这个道理。当传统变成信号发射，会有各种各样的噪音（积极或消极）加入进来。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这些结论：
旧传统不可能完整地传达到下一个时代；
旧传统可能为本地或他者新传统的发明提供材料。
当传统被视为信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中充满悖论。毕竟，信息有真有伪，它只追求传播，并不负责绝对正确。
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1894年）里所指出，“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好像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孟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再悲叹耕者失其田。”
明恩溥是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人性剖析最深刻的人士之一，谈到中国人“遇事忍耐”时，明恩溥写道：“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要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它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无疑，明恩溥的激烈批评，同样作为一种外来信息加入到对中国传统的改造。
人的传统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热闹非凡。近几年更是如火如荼，出了“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从文化生态上来说，这一切本无可厚非。可是，那些锦衣玉食的才子佳人，何苦非要在中国选出个“文化黄帝”来唯其独尊。
显然，有关孔子及其学说的是是非非，直到今日，似乎仍未脱离大一统的思想枷锁。即使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挟孔子以令诸侯”，又何尝不是想有朝一日在学术上一统江湖。
然而，真正值得关心的是下面的问题：我们能否建立一种不关乎神鬼，而是关乎芸芸众生的“人的传统”？中国洋洋洒洒几千年历史，难道只有孔子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传统？难道孔子生前死后的中国人都枉度了他们的一生，以致中国传统“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有个东西却是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最大传统。如果我们心怀高远，学着打开视界，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不过是人类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而已。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传统，争国家的自由。
传统如文化，无远弗届。今日中国人谈宪政、谈人权，往往要先跑到欧洲去找哈维尔先生帮忙，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伟大篇章。短短十个字，便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君权）”的真谛，把一个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讲得清清楚楚。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应该是人人皆有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的传统应该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里讲的炎黄并非炎帝与黄帝本人，而炎黄子孙，亦不限于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后代，而是炎黄那一代人的子孙后代（当然也包括其他许多外域融入的血统）。 也就是说，所谓“炎黄”是指一个时代的生息，而非一个家族的血脉。
从血缘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从传统继承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血缘（或传统血缘）。比如我读胡适，胡适的思想便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进入我的思想，我读英人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同样会成为我在文化上可以吸收的一种传统。这些思想相互辉映，加上自己习得的经验与日常的思考，久而久之，会在身上形成一种既属于自己同时又可能影响他人的传统。换言之，传统离不开具体的人，且人人各异，因此传统是有个性的，是可能变化的，而不是大一统、人人可以如法炮制的。
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并且形成新的传统。没有哪个时代是属于一个人的。历史也不会为了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书写。所以我说，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有一个次大的传统，每个人有自己的小传统。由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经历的世故、接受的教育不同，这个小传统自然也不同。正是这些甚至可能大异其趣的传统，组成了中国的大传统。
鉴于有许多比金子还珍贵的传统被王权淹没或被历史遗忘，所以坚持弘扬传统的最好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让某个曾经称王的传统或学说复辟，而是逐步恢复历史的记忆，让所有的传统、智慧在知识的图景下复活。凡此种种努力终有回报，就像下围棋，一颗貌似死去的棋子，在新的时势下恢复生机，甚至于无声处翻盘。就像那瓦霍语那样建功立业，二战时期，正是那瓦霍人使用的已经濒死的语言，在被编成密码用语后，让日本人很快输了太平洋战争。
我离开乡村已经15年，却依稀记得老家的坟山上时常有人哭错坟头的情景。想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就像是一大片坟地，理论上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遇到风暴雷雨，或有人搬走了墓碑，拿去捣衣或做猪圈，祖坟因此并不十分清晰可辨。于是来了几个貌似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高地之上，指称某个巍峨的土包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所有祖先的坟，仿佛那周遭其他的坟头都是兔子逃生时刨出来的。
然而，在这个渐次开放，崇尚知识而非真理的时代，谁还会去相信那些鬼话？谁愿再出那哭错坟头的洋相？
伟大的传统
言及“中华文明”，人们多随之以“源远流长”。由此可见，文明永远“在河床”，“在路上”，处于不断地交汇与形成之中。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
如上所述，真正伟大的传统，是人的传统，是具有开放精神的传统。人类千百年来的努力，不过是建立一种关乎人类幸福与自由的人的传统。因此，既要敢于面对过去、不遗余力地打捞历史记忆，又要敢于面向未来、倾情打造一个生龙活虎的社会。而不是以“成王败寇”的庸俗与短视来钦定本国“大一统”的传统，或在“子为父隐”的历史观里耗尽青春岁月。
每个民族都有伟大的传统和卑劣的传统，如今领先于世界的文明，不过是伟大的传统压倒了卑劣的传统。不可否认，西方国家并非自古就尊重人权，上世纪的美国，仍然在废奴运动的漩涡里挣扎，而法国妇女取得选举权，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
在巴黎，曾遇到一名到欧洲旅行的地方官员。他的心态和中国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一样同时充满了悖论。一方面，他为“没落的欧洲”没有北京、上海那样用高楼大厦装点的现代化而狂妄；另一方面，又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自卑之情。有一次，他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一个德国人，“你们歧视中国人吗？”
显然，较之于欧洲，尤其在如何维护人的权利等方面，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任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社会改造的人都没有理由自卑。作为历史的迟到者，当代中国人更像是欧洲的先人一样肩负时代命运。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不能嘲笑那些致力于国家转型的异乡人，正如他们不能隔着时代嘲笑雨果、大仲马及其笔底走向宽恕的冉阿让和基督山伯爵。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渐渐恢复了信心。然而，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只有真心寻找失落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立足过去再造伟大的传统与文明。当记忆留存，伟大的传统不会死去，即使睡去也会在夜半觉醒；而卑劣的传统，无论如何改头换面，终究会被人们识破。
如托克维尔所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影片《满洲候选人》同样见证人之存在决定于自己的真实记忆与自主抉择。当记忆被淘空与置换，当思想被控制与操纵，我们便不再是我们自己。正因为此，我们的希望就在于可以不知疲倦地寻找那些飘散于历史旷野中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寻找那些我们百倍珍视的信念与价值，共同建设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的伟大的传统。(作者/ 熊培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