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策划的“民国浙江史研究系列丛书”之《烽火岁月中的回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近日出版，书中披露了大量历史文献中难以看到的历史细节，让读者看到了浙江军民在抗日战争中顽强、不屈、无畏、勇敢的另一个面。 当时我们有民兵组织的村子间关系都是很好的，相互间经常联络，哪个村子可能会有鬼子来，会有人马上通知附近的村子提高警惕，村民们会迅速躲到后山上去，游击队员们则埋伏在村子了，趁鬼子头头不注意，偷偷杀几个掉队的鬼子兵，也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次在佛堂村，有个鬼子在偷鸡的时候，被三个年轻人撞见，就从背后用锄头锄在他的脑壳上，活活锄死了，然后他们把尸体捆上石头沉到河里，做的干脆利落。后来大概是鬼子点人数发现少了人，拷问村里的村民，没人承认，又把村里的田地，房屋全翻了一遍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放火烧了几间房作为报复。
我们夏演村还算太平，鬼子没来过几次，损失比其他村子要小，加上我们自卫小组人也不多，力量比较薄弱，只有能力保保自己的村子，要说参加作战，还是数他们东河的自卫队功劳最大。一般的民兵队伍最多就是打打保卫战，但他们积极主动地配合正规军，经常主动对鬼子搞偷袭，鬼子很受打击，甚至还惊动过当时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他以为我们 义乌有较大的正规军在作战，专门派了特遣队来扫荡抗日武装。
有一仗打得很有意思，当时可是很鼓舞我们义乌人的呢。194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日军封锁包围了义西北山区，也就是我们夏演、上溪这附近的地方，东河的自卫队被逼在了山上，他们决定从上溪突围，最后剩下鬼子在山上瞎逛，而两路的鬼子兵竟然在山上碰见了。那次因为下雪，山上的视线很差，鬼子又不熟悉地形，糊涂得都把对方当成农村自卫队了，打成一片，直到两败俱伤了才发现自己弄错了。这次事情让冈村宁次很恼火，几个日军小头目被迫自杀了。
楼德彰 口述 汪芷伊 整理
楼德彰，男，1908年生，义乌市城西镇夏演村人，1928年去上海学油漆粉刷，后一直在农村当油漆工，抗战爆发，战火蔓延到义乌后，参加过农村抗日自卫队。解放后在市人民医院工作至退休。
用步枪打下敌机
1940年我还是个新兵。从7月17日到19日上午，我们1127团多次利用敌人用镇大(镇海—大碶)公路行军，和我们对地形的熟悉，采取从小路前后包抄来打击敌人，从老鼠山逐渐地打退了敌人。18日上午，已经打到了青峙岭上了。日本人深知一过青峙岭就到了小港，于是就派飞机来阻止我军过岭。因为知道我们是不会去打飞机的，所以飞机飞得很低，以至于都吹走了我军的军帽，此时双方就真的成了面对面的了。于是我军也不顾禁令(不准用轻武器打飞机)，开枪打飞机。
我们利用飞机与子弹的加速度来打击飞机，果然在中午打中了一架敌机。战士们都很开心，将飞行员遗留在飞机上的帆布包交到指导员那里，包里有飞行员的护身符、飞行员记录“支那兵”情况的纸以及飞机的修理记录单。当时我们都很开心，马上打电话向师长报告。师长让我们几个“秀才”兵写个号外，要求文字简单。于是我们就写了份捷报，内容是：“军电：18日中午青峙前线我军击落敌机，坠于四库山下，敌飞行员跳伞逃命，正在追捕中。”另外，我还动了个小脑筋，用尼姑庵里的红印将“捷报”两个字印成了红色。通过伙夫将捷报送到前线，通过担架队员将捷报送到各乡镇及伤兵医院。于是一时之间大家都知道日本飞机真的被打下来的消息，前线战士士气高涨，群众支援的积极性也有所鼓舞，他们相信部队是真正能打日本鬼子的，于是开始接近军队，送水送饭的群众也增多了。在伤兵医院里，伤兵们听了一遍这样的好消息不够，让护士反复地念，于是报社的记者也去采访，随着报纸的发行这一消息就传播开来。
当时部队规定轻武器不准打飞机，因为步枪打飞机，不但打不中飞机，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落后的还不只这么一项，当时日本人的枪是一样的，而我们的枪是五颜六色的，有中国造的，也有外国造的，也有土造的，就是地方上的小兵工厂造的，例如丽水的兵工厂。日本鬼子的“三八枪”子弹是6.5毫米，子弹小而枪管长，因此射得远，有效射程是800米，而且命中率高。而我们的子弹也是五颜六色的，打得好远点，打不好就很近，而且有时还会塞住，一下子是不能通的，因此要等到枪冷了以后再慢慢去疏通。日本人的机关枪是一式的，一个弹夹是30发，而我们的轻机枪至少有三种，而且我们的一个弹夹是15发，因此人家换一次我们得换两次。不用说武器的落后，就连一顶帽子，一双鞋子也落后啊！上面的帽子人家是钢盔，而我们是布帽子，旁边都插着杨柳叶子。鞋子人家穿的是皮靴，我们穿的草鞋，人家的皮靴能穿一年半年，而我们的草鞋只能穿两三天已经很好了，到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准备几双草鞋，里面加了点布或麻可以多穿几天，平时他们还不舍得穿那样的鞋子呢！帽子落后，鞋子也落后，所以落后就要挨打。
任根德 口述 陈颖、张洁华 整理
任根德，男，1921年生，宁波镇海庄市人。1940年参加国民政府军第194师，任文书。
30民兵狙敌300
我在山门街上有一位参加过民兵队的儿时玩伴，名叫陈观丽，今年82岁，曾参加过几次抗日战役，并在战役中受过伤。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左胳膊，只要这颗子弹再偏移一点，就会钻进心脏。
有一次在佛堂村，有个鬼子在偷鸡的时候，被三个年轻人撞见，就从背后用锄头锄在他的脑壳上，活活锄死了，然后他们把尸体捆上石头沉到河里，做的干脆利落。后来大概是鬼子点人数发现少了人，拷问村里的村民，没人承认，又把村里的田地，房屋全翻了一遍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放火烧了几间房作为报复。
我们夏演村还算太平，鬼子没来过几次，损失比其他村子要小，加上我们自卫小组人也不多，力量比较薄弱，只有能力保保自己的村子，要说参加作战，还是数他们东河的自卫队功劳最大。一般的民兵队伍最多就是打打保卫战，但他们积极主动地配合正规军，经常主动对鬼子搞偷袭，鬼子很受打击，甚至还惊动过当时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他以为我们 义乌有较大的正规军在作战，专门派了特遣队来扫荡抗日武装。
有一仗打得很有意思，当时可是很鼓舞我们义乌人的呢。194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日军封锁包围了义西北山区，也就是我们夏演、上溪这附近的地方，东河的自卫队被逼在了山上，他们决定从上溪突围，最后剩下鬼子在山上瞎逛，而两路的鬼子兵竟然在山上碰见了。那次因为下雪，山上的视线很差，鬼子又不熟悉地形，糊涂得都把对方当成农村自卫队了，打成一片，直到两败俱伤了才发现自己弄错了。这次事情让冈村宁次很恼火，几个日军小头目被迫自杀了。
楼德彰 口述 汪芷伊 整理
楼德彰，男，1908年生，义乌市城西镇夏演村人，1928年去上海学油漆粉刷，后一直在农村当油漆工，抗战爆发，战火蔓延到义乌后，参加过农村抗日自卫队。解放后在市人民医院工作至退休。
用步枪打下敌机
1940年我还是个新兵。从7月17日到19日上午，我们1127团多次利用敌人用镇大(镇海—大碶)公路行军，和我们对地形的熟悉，采取从小路前后包抄来打击敌人，从老鼠山逐渐地打退了敌人。18日上午，已经打到了青峙岭上了。日本人深知一过青峙岭就到了小港，于是就派飞机来阻止我军过岭。因为知道我们是不会去打飞机的，所以飞机飞得很低，以至于都吹走了我军的军帽，此时双方就真的成了面对面的了。于是我军也不顾禁令(不准用轻武器打飞机)，开枪打飞机。
我们利用飞机与子弹的加速度来打击飞机，果然在中午打中了一架敌机。战士们都很开心，将飞行员遗留在飞机上的帆布包交到指导员那里，包里有飞行员的护身符、飞行员记录“支那兵”情况的纸以及飞机的修理记录单。当时我们都很开心，马上打电话向师长报告。师长让我们几个“秀才”兵写个号外，要求文字简单。于是我们就写了份捷报，内容是：“军电：18日中午青峙前线我军击落敌机，坠于四库山下，敌飞行员跳伞逃命，正在追捕中。”另外，我还动了个小脑筋，用尼姑庵里的红印将“捷报”两个字印成了红色。通过伙夫将捷报送到前线，通过担架队员将捷报送到各乡镇及伤兵医院。于是一时之间大家都知道日本飞机真的被打下来的消息，前线战士士气高涨，群众支援的积极性也有所鼓舞，他们相信部队是真正能打日本鬼子的，于是开始接近军队，送水送饭的群众也增多了。在伤兵医院里，伤兵们听了一遍这样的好消息不够，让护士反复地念，于是报社的记者也去采访，随着报纸的发行这一消息就传播开来。
当时部队规定轻武器不准打飞机，因为步枪打飞机，不但打不中飞机，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落后的还不只这么一项，当时日本人的枪是一样的，而我们的枪是五颜六色的，有中国造的，也有外国造的，也有土造的，就是地方上的小兵工厂造的，例如丽水的兵工厂。日本鬼子的“三八枪”子弹是6.5毫米，子弹小而枪管长，因此射得远，有效射程是800米，而且命中率高。而我们的子弹也是五颜六色的，打得好远点，打不好就很近，而且有时还会塞住，一下子是不能通的，因此要等到枪冷了以后再慢慢去疏通。日本人的机关枪是一式的，一个弹夹是30发，而我们的轻机枪至少有三种，而且我们的一个弹夹是15发，因此人家换一次我们得换两次。不用说武器的落后，就连一顶帽子，一双鞋子也落后啊！上面的帽子人家是钢盔，而我们是布帽子，旁边都插着杨柳叶子。鞋子人家穿的是皮靴，我们穿的草鞋，人家的皮靴能穿一年半年，而我们的草鞋只能穿两三天已经很好了，到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准备几双草鞋，里面加了点布或麻可以多穿几天，平时他们还不舍得穿那样的鞋子呢！帽子落后，鞋子也落后，所以落后就要挨打。
任根德 口述 陈颖、张洁华 整理
任根德，男，1921年生，宁波镇海庄市人。1940年参加国民政府军第194师，任文书。
30民兵狙敌300
我在山门街上有一位参加过民兵队的儿时玩伴，名叫陈观丽，今年82岁，曾参加过几次抗日战役，并在战役中受过伤。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左胳膊，只要这颗子弹再偏移一点，就会钻进心脏。
事情发生在1943年11月，伪浙保四团二营从平、泰边界返回将经过晓坑岭的消息被我军获悉，我军当即决定会合当地民兵偷袭敌人，但是我方才30来人，几十支旧式步枪，而敌军却有300多人，武器比我方的要先进很多，2挺重机枪、15挺轻机枪、160多支长短枪和大量的手榴弹。因此，我军决定在晓坑岭设埋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晓坑岭位于平阳县晓坑乡西部，岭长3公里，前面是大深坑，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1月28日，我军30来人埋伏在晓坑岭，静候敌军进入包围圈。上午8时，敌军终于爬上了晓坑岭头，见下岭方向没有什么异常，就不留后卫，直向岭下行进。埋伏在半岭亭的战士冲入敌军队伍，将其队伍拦腰截断。这时，敌人慌忙四下逃窜，又遭到山背上民兵砸下的石块的袭击，游击队员的枪声、民兵的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在我军的夹攻下全军覆没。陈的胳膊上子弹穿行的痕迹至今还明显地留着。为了取出留在胳膊里的子弹，在缺少药品的当时，根本没有使用麻醉药，只能活生生地用刀子割开肌肉，取出子弹，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孙娟妹 口述 张洁 钱冬冬 整理
孙娟妹，女，1926年生，温州瑞安籍人，现住瑞安市大桥中路。
日本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
当时的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服装很差的，穿的也是老百姓的旧衣服，不是军装。枪是长枪，就是步枪，整个部队就一挺机关枪。潘队长和“金胡子”有木壳枪，也不是现在的手枪，是插在身上腰里的，也有手榴弹。
当时在六里一战，伪军伤亡20多人，俘虏4个，缴获了不少枪支。后来伪军逃窜到澉浦。他们进城了，新四军就不打了。这批伪军回去以后马上报告日本人，日本人就出城来报复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知道后，就准备打，把机关枪放在屋顶上，占了十字路上较高的地形，当场打死了1个日本人，好几个伤了。但因为日本人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当时我们没有估计到，看到前面走的是老百姓，不打，就晚了一步。所以新四军当场死了2个，还有1个后来因为治不好死的。这一战，新四军损失较大。
汤菊观 口述 朱奕微等 整理
汤菊观，男，1936年生 ，1956年10月入党。
一个日本兵换一斤红烧肉
当年我参军时娘是不知道也不会同意的，我们直到解放后才通信。有一年端午节我特意从四明山到奉化大桥，买了7个油包馒头，5个给家中的娘吃，2个给那个帮忙送去的人，还叫那个人捎了个口信给娘，告诉她儿子不知道何时会回来，叫她保重身体。
由于表现好，我进四明山不久就当上了排长。每月司务长会发给我们一元钱，每人每年还会发一套短衫短裤，一套棉衣棉裤。另外上级也规定我们不能向老百姓拿东西，一定要用钱来买。我的烟瘾挺重的，买不起好烟，只能抽六分钱一包的烟。有时没钱买烟，就把发下来的多余的牙刷、袜子等物品向别人交换香烟。因为部队的战斗勇猛，受到上级赏识。上级给予四明山的“三五支队”优等待遇，吃的是小米、麦，每人的伙食费也有四角五分，在当时已经是很好了。
1944年在宁江桥，这是我唯一一次和日本人有过交锋的地方。当时日本人大概有300人，他们用的是轻机枪、小钢炮等，武器很先进。而我们用的则是相对落后的套洞枪、步枪、自制手榴弹。所以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不能和日本人有正面的交锋，这也是为了保存实力的需要。后来日本人撤军回到所驻地宁波南门头，不到一会儿，我所在的班就在宁江桥附近搜查，抓到一个落伍的日本兵，上级赏了我们一斤红烧肉。这个日本人，他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他是东北人，是由日本人训练出来专门打炮的。后来他因为枪法好，就留在了我们部队，提拔当上了科长。以后碰见我，他就会拿出当时2元钱一包的雪光牌香烟递给我一支，以报当年的抓获之恩。
斯意相 口述 任娜 王莉萍 整理
斯意相，男，1924年生，奉化市舒家斯张村人。抗日战争以后，参加过宿北、孟良崮战役等战争。194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孟良崮中头部受伤了，1950年复员回乡。
◎摘自《烽火岁月中的回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
晓坑岭位于平阳县晓坑乡西部，岭长3公里，前面是大深坑，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1月28日，我军30来人埋伏在晓坑岭，静候敌军进入包围圈。上午8时，敌军终于爬上了晓坑岭头，见下岭方向没有什么异常，就不留后卫，直向岭下行进。埋伏在半岭亭的战士冲入敌军队伍，将其队伍拦腰截断。这时，敌人慌忙四下逃窜，又遭到山背上民兵砸下的石块的袭击，游击队员的枪声、民兵的喊杀声响成一片，敌人在我军的夹攻下全军覆没。陈的胳膊上子弹穿行的痕迹至今还明显地留着。为了取出留在胳膊里的子弹，在缺少药品的当时，根本没有使用麻醉药，只能活生生地用刀子割开肌肉，取出子弹，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孙娟妹 口述 张洁 钱冬冬 整理
孙娟妹，女，1926年生，温州瑞安籍人，现住瑞安市大桥中路。
日本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
当时的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服装很差的，穿的也是老百姓的旧衣服，不是军装。枪是长枪，就是步枪，整个部队就一挺机关枪。潘队长和“金胡子”有木壳枪，也不是现在的手枪，是插在身上腰里的，也有手榴弹。
当时在六里一战，伪军伤亡20多人，俘虏4个，缴获了不少枪支。后来伪军逃窜到澉浦。他们进城了，新四军就不打了。这批伪军回去以后马上报告日本人，日本人就出城来报复新四军。
当时新四军知道后，就准备打，把机关枪放在屋顶上，占了十字路上较高的地形，当场打死了1个日本人，好几个伤了。但因为日本人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当时我们没有估计到，看到前面走的是老百姓，不打，就晚了一步。所以新四军当场死了2个，还有1个后来因为治不好死的。这一战，新四军损失较大。
汤菊观 口述 朱奕微等 整理
汤菊观，男，1936年生 ，1956年10月入党。
一个日本兵换一斤红烧肉
当年我参军时娘是不知道也不会同意的，我们直到解放后才通信。有一年端午节我特意从四明山到奉化大桥，买了7个油包馒头，5个给家中的娘吃，2个给那个帮忙送去的人，还叫那个人捎了个口信给娘，告诉她儿子不知道何时会回来，叫她保重身体。
由于表现好，我进四明山不久就当上了排长。每月司务长会发给我们一元钱，每人每年还会发一套短衫短裤，一套棉衣棉裤。另外上级也规定我们不能向老百姓拿东西，一定要用钱来买。我的烟瘾挺重的，买不起好烟，只能抽六分钱一包的烟。有时没钱买烟，就把发下来的多余的牙刷、袜子等物品向别人交换香烟。因为部队的战斗勇猛，受到上级赏识。上级给予四明山的“三五支队”优等待遇，吃的是小米、麦，每人的伙食费也有四角五分，在当时已经是很好了。
1944年在宁江桥，这是我唯一一次和日本人有过交锋的地方。当时日本人大概有300人，他们用的是轻机枪、小钢炮等，武器很先进。而我们用的则是相对落后的套洞枪、步枪、自制手榴弹。所以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不能和日本人有正面的交锋，这也是为了保存实力的需要。后来日本人撤军回到所驻地宁波南门头，不到一会儿，我所在的班就在宁江桥附近搜查，抓到一个落伍的日本兵，上级赏了我们一斤红烧肉。这个日本人，他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他是东北人，是由日本人训练出来专门打炮的。后来他因为枪法好，就留在了我们部队，提拔当上了科长。以后碰见我，他就会拿出当时2元钱一包的雪光牌香烟递给我一支，以报当年的抓获之恩。
斯意相 口述 任娜 王莉萍 整理
斯意相，男，1924年生，奉化市舒家斯张村人。抗日战争以后，参加过宿北、孟良崮战役等战争。194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孟良崮中头部受伤了，1950年复员回乡。
◎摘自《烽火岁月中的回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