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中右”的吴敬琏其实很“左”
1954年吴敬琏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年，和他同时分配到所里的一共有8人，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另一方面自己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学专业、搞专业，但是当他们向经济所党支部提出建议时，却遭到了当时党支部领导的批评，被说成是“追求个人名利”、“走白专道路”。吴敬琏在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上替黄范章打抱不平，说他英文好，希望去搞世界经济，领导应该支持而不该压制。他们那次的努力得到了中宣部、团中央和科学院党委的支持。
发生在吴敬琏到经济所不久后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和周南结婚了。吴敬琏因为在“科学进军”问题上的争论被批评为思想“严重右倾”，最后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吴敬琏自己都承认，他年轻时的思想其实很“左”。我的保姆宋妈妈告诉我，她曾经听见我爸爸“教训”我奶奶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还有一件事：1945年日本人刚投降时，我奶奶一到北京就在石碑胡同买了一个四合院，还为它配了一批漂亮考究的红木大理石家具，最近我偶尔读到吴祖光夫人新凤霞写的一篇题为“四合院”的文章，里面还提到，陈明德和邓季惺在石碑胡同美丽的家让他们也爱上了四合院，并交了一笔钱给邓季惺帮他们也买一些家具。后来奶奶盖了南长街的房子，把那些高级家具带了过去。我爸爸却看着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总觉得不顺眼，“大跃进”时就“替”他母亲捐掉了一批，“文革”一开始便彻底把它们处理掉了。结果“文革”后期，我们家想买一个大立柜，到处托人搞家具票儿，费了很大力气。那时我才听奶奶说，“原来我们有那么多好家具，‘小弟’一下就把它们全处理掉了。”
吴敬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确曾经表现在他对待私人财产的态度上，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我小时候，他对我往铅笔盒、橡皮等东西上写自己的名字这种行为都很反感，教育我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如今他搞明白了市场经济的道理，自然不反对人们拥有私有财产。而他自己也不止有两件衬衫了。而我却仍然不好意思往我的私有财产上写名字。
念毛主席语录救夫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妈妈周南比我爸爸吴敬琏先受到冲击。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在南长街奶奶家住了两个月，那期间有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去那里看过她。虽然那是“文革”前三年的事了，但她们还记得那幢房子，“文革”开始后，在有些人的眼里，那幢房子简直就是“走资派”的实证，于是十几个人押着周南从北师大走到南长街去给她“革命”，一位以前曾经将自己做的布鞋送给周南人，因为自己“出身好”，那天突发“阶级觉悟”，指着周南大骂她压迫劳动人民。更倒霉的是，周南被幼儿园的“造反派”押到南长街去批斗的那天，正好碰上去抄爷爷奶奶家的红卫兵，那些红卫兵更是疯狂，抓住周南动手就打，而且将她的头发剃掉了一半。然后，又由幼儿园的“造反派”把被剃阴阳头的她带回师大去接着批斗。
剃阴阳头的侮辱使她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当时北师大那幢九层高的主楼，经常有人跳楼自杀，周南的一些朋友担心她也可能挺不住而走上轻生的路。这时候，丈夫吴敬琏拿出了红宝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吴敬琏给周南念着，又让周南跟他一起念，一遍又一遍。他还鼓励她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坚强起来。周南后来说，这个跟吴敬琏一起“念语录”的办法，的确帮她渡过了难关。
顾准去世那晚，他回家后痛哭一场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连锅端，全部下放到了河南的“五七干校”。经济所的知识分子们一到干校就动手给自己盖房子，吴敬琏从小工干起，和泥推土，然后做起了瓦工。房子盖好后要接电，吴敬琏从学习《电工守则》开始，因为基本原理掌握得好，实际操作时，他的活干得安全可靠。接着他又研究起了木工。从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带回来了一套硬木的长、中、短刨子，还给我示范过怎么用。但那时我不知道，这一套刨子是他在干校时自己做的。
在“五七干校”里，吴敬琏和顾准本来就同连同排，但他们真正成为朋友的契机是在吴敬琏进了劳改队之后。顾准的会干活，顾准挨打时不低头的坚强风度，都使吴敬琏产生了最初的敬意。等他俩在“牛棚”等候挨批，而革命群众却被组织开会，没人顾得上批他们的时候，顾准和吴敬琏开始了他们关于中国问题和人类历史的交谈和读书活动，从此之后的吴敬琏，不仅在治学上，而且整个人生都有了一个新的聚焦和转变。
爸爸第一次跟我谈起顾准，讲起顾准如何启发他说，只有先系统地学习世界文化和历史，才能够反过头来弄清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在“牛棚”里预料中国的“神武景气”之时一定会到来。
2004年我采访爸爸的时候，他再次谈起了顾准。他说：“顾准是中国最早主张市场经济的，当时不懂，现在回过头来看，才知道。”
顾准去世的那天晚上，是爸爸把他推到太平间的。我问道：“那你把他推到太平间以后，你干什么了呢？”爸说：“我骑车回家。”
我问：“你当时什么感觉。”爸说：“我当然难过。”我再问出一句：“难过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次我爸爸回答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妈妈告诉我说，那天晚上，爸爸回到家后痛哭了一场。
耶鲁“汲水”，回国后头发都白了
顾准临终前嘱咐吴敬琏“守机待时”，但是至于什么时候“机”才会出现，当时他们两人心里都没底。顾准走了两年之后，这个“机”竟然奇迹般真的被“待”来了。1976年10月6那天，吴敬琏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走着，得知“四人帮”被逮捕了。12月，他参加了由他的老师于光远发起的如何在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策划，从那时起，以致整个70年代后期，是吴敬琏发表文章的高产期。
吴敬琏的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一个经济学的国际会议。那次出国令他大受刺激，原来在他被关在井底做青蛙的二三十年里，国际上经济学理论有了如此长足的发展，以至于他在那次会议上，根本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们在讲什么。他决心发奋赶上。说干就干，要补的第一门课：高等数学。48岁的吴敬琏成了北师大数学系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这两门课的本科旁听生，上课认真做笔记，回家又做作业，并让夫人帮他请了个讲师来家给他开小灶。
1983年1月吴敬琏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他的身份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赴美访问学者，但53岁的他，拿着个笔记本，从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到研究生的讨论会都认真参加。他那时结识的一些年轻的中外研究生，现在不少已经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了，当时大家都关心着文革后中国的经济前景。
当时和我爸爸在耶鲁结识的人里，有一位名叫白瑞•诺顿的美国研究生，现在已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主任好多年了。有一次他跟我和我妹妹聊天时提起多年前我爸在耶鲁的事，我妹妹问他当时知不知道初到耶鲁的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回答说，当时没人往那方面想。美国人就是天真得可爱。
那时耶鲁的教授们经常邀请吴敬琏和他们一起座谈或吃工作午餐，意在讨论一些新出版的经济学书籍和对经济学的热门话题进行交流。然而这位中国经济学家，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受政治运动之累，对现代经济学尚在“补课”阶段，每一次与美国同行们的交流之前，他所做的准备工作都等于在弥补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流失掉的时间。因此他非常紧张。他紧张那些书是自己没看过的；他紧张那些论题是自己不熟悉的；他也紧张自己的英文尚不够流利，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学习，一刻不停地汲取。就这样一年半下来，他在耶鲁这所美国著名高等学府里，半做学者，半做学生，刻苦努力到几乎筋疲力尽。他的好朋友、经济学家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吴市场”的名称跟着他在经济改革中沉浮
19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所谓“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俄国叫法。他们在大连把文章改写后，由马洪拿回北京去分送给了几位老革命看。结果不但没有负面反应，而且正面反应还很强烈。
从那之后，“商品经济”一词开始出现在一些重要文件中。其中，1984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里，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说法，邓小平和陈云都批示同意。那之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写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断。
从此，吴敬琏的工作不仅仅是蹲在床边写文章就行了。给决策者们提供咨询意见，自然与决策者们见面，在决策者们面前说话，也可能在他们面前与持有不同意见者争论，有时持有不同意见者就是决策者本人。他的意见或者被欣赏或者遭批驳，都有可能让他出名；而后者还能使他倒霉。比如说，1990年，他被冠以“吴市场”这一名称，起因是在中国最高负责人召开的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支持德高望众的“市场取向派”经济学家薛暮桥，与另外几位主张“计划取向”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主张“计划取向”者指出，党中央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的时候，吴敬琏却“引经据典”，列举邓小平等人的言论为市场经济辩护。他因此被一些人叫做“吴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称呼可不是对他的褒奖。
好在改革后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文革”时的一字定生死了。后来的十几年中，因为吴敬琏认定了彻底、不含糊的“市场经济”这条路，“吴市场”的名字至今还跟着他在中国经济改革的风浪中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