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中最愤怒的事:“伍豪等启事”始末
坚决粉碎江青一伙的“倒周”阴谋
会后，为了做“三老四帅”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周恩来一如既往地设法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
这些老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商量，要北京卫戍区领导同志帮助把这些老同志中的一些人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周恩来还曾同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在深夜到几位老帅住地视察，商量采取切实的保卫措施。周恩来在维护老同志安全的同时，经过疏通、斡旋，毛泽东开始感到“三老四帅”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他曾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表示叶剑英等批评“上海人民公社”有道理。
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三、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对这种极端的提法，毛泽东表示怀疑，致使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停止鼓噪。在此期间，周恩来毫不避讳地表明对“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继续支持。1967年3月21日，他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委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时，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抓是不允许的。”在回答关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问题时，他对“复辟逆流”作了新的界定。他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4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在讲话提纲中，他还写道：“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⑧
5月4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斗得下落不明。在谈到所谓“二月逆流”时，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⑨
周恩来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是真诚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为了让参加两个“大闹”的老同志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他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了名单。这些老同志如期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姓名第二天见报。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表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为了防止这些老同志因此而无所顾忌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于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忠告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老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是煞费苦心的。他叮嘱秘书亲自将信送给几位老同志传阅，一定要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这几位老同志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老同志还掉了眼泪。他们认为，这是周恩来在非常时期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有人扬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坦然地说：“我不怕打倒!”毛泽东嘱告：“不要伤害总理。”
对于周恩来一系列维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正义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嫉恨在心，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他们策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期间，尽管毛泽东特别嘱告注意：“不要伤害总理。”但是，江青多次诬称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当面指着周恩来撒泼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声色俱厉地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护，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这充分暴露了江青无赖泼妇的嘴脸。
果然，在江青一伙的策划、纵容下，从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了点名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在此期间，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出马，策动聂元梓等造反派“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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