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９０岁的老红军肖成佳（5月3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壮志 摄
新华社南昌
８月２８日电（记者梅世雄 徐壮志）９０岁的老红军肖成佳一生坎坷——１２岁参加革命，三过草地，西路军蒙难被俘，逃回家后坐牢，母亲用３０块大洋才把他赎回。直至１９７９年才恢复红军身份……
垂暮之年的肖成佳常常念起长征岁月，尤其想念７位与他一起当兵的儿时伙伴：“他们都没能走出雪山草地。”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宁都暴动后，读了两年私塾的肖成佳和一些红军骨干被派到第５军团，改造这支以国民党第２６路军起义官兵为主的部队。肖成佳任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队长。
“第５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断后部队，打了多少血战！”
肖成佳后来又调任第９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队长。
“长征苦，可是红军是不能不走啊！”亲身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烈的肖成佳提起战斗，总是用一个有力的“嗨呀”开头。
“嗨呀，死人好多！”肖成佳说，敌人的碉堡是石头的，而红军的碉堡是用树木搭的，敌人一个平射炮就打翻了。
广昌会战１８天，肖成佳一直在阵地上大喊“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的口号。他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口号有什么不对，还觉得很鼓劲。
然而，正是这种不现实的“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肖成佳后来的颠沛流离。
提起长征，肖成佳特别要讲到自己人生中唯一一次指挥作战的经历：“那是朱德总司令叫我打的。”
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军二渡赤水后，总司令朱德来到驻守桐梓西北担负迟滞川军任务的第９军团，他对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说，有一条敌援军通往娄山关的小路，要速派一个排打阻击。
黄火青与罗炳辉商量后，对身后的肖成佳说：“小鬼，你带领一个加强排去完成，有没有信心？”
正等着黄火青教歌的肖成佳吓了一跳。一直以来，他只是名宣传员，战斗倒是参加过，但从没带人打过仗。心里犹豫，嘴上可没犹豫，他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有！保证完成任务！”
朱德帮肖成佳整整军帽，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虽然是条小路，关系却很重大，要完成好任务！”
从凌晨４点开始，肖成佳等在荆棘中趴了１０多个小时，冻得瑟瑟发抖。就在这时，约两个排的黔军过来了。
战斗打响，黔军稍做抵抗就四处逃窜。打扫战场时，通讯员突然喊道：“排长，你负伤了。”肖成佳此时才觉得右手疼。
老人笑着回忆：“第一次指挥作战，太紧张了！”
傍晚时分，消息传来，三军团已攻克娄山关。
四渡赤水后，中央军委命令第９军团留在乌江北岸掩护主力行动。“这是我们军团第一次单独行动。”对这次孤身奋战的经历，肖成佳记忆深刻，“我们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两个多月，转战１０００多里。”
５月中旬，当第９军团在西昌追上主力部队时，还上交了十万银元。“兄弟军团的战友围着我们看稀奇。”肖成佳说，他们不相信，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不但上交了银元，还扩大了队伍，穿上了新衣。他们竖起大拇指：“老九真不错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任四方面军政治部青年科长，三过草地。西路军组建后，他又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
古浪战役，西路军损失惨重，肖成佳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随后，他和一支６０余人的红军伤员队伍在荒凉的西部四处逃亡。
“一天晚上，我们转移到一个小村庄里。太疲劳了，冷得要命，又没东西吃，大家都睡着了。”肖成佳说，等他们醒来，眼前就是马家军的骑兵！
１９３８年初，被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县后，肖成佳被母亲用３０块大洋赎了出来。
解放后，一直不能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肖成佳，在得悉当时的９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在北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于１９７９年５月辗转到了北京。
时隔几十年，黄火青已不认识当年的红小鬼。肖成佳灵机一动，对黄火青说：“我是３号花机关呀。”《花机关》是当年在九军团频繁上演的话剧，３号是主角，由肖成佳扮演。
“唉呀，是你这个小鬼！”黄火青又问：“你还会唱我教的歌吗？”
时隔４０余年，在黄火青的办公室里，肖成佳再次唱起了长征路上的歌曲，那是一首苏联歌曲——杜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