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集邮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一）
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期，我国的集邮组织完全处于空白状态，除了极少数文革前即涉邮的老集邮家自发组成的集邮沙龙外，绝大多数集邮爱好者都是各自为阵，各行其是，根本成不了大气候。邮票发行也是一样，尽管自建国以来就开始整套发行邮票了，但很少有专柜出售。在营业柜台除了单枚或几枚流通量大的同组低面值票（即4分—20分）外，一般集邮者是无法知道一套邮票到底有多少种（枚）的。当时又有几个人晓得看票面下方的编号呀。
我当时虽然也集邮数载，而且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才恋上的。在我的记忆当中，老爹习惯从实寄封、片上硬揭邮票，坏了就扔，然后在完整的票背抹上饭粒贴在相册上，因而故打从我开始集邮起，就从没人教过我用浸水湿揭邮票的方法。加上我自幼就性子急，在揭邮票方面也绝少有成功之作。
参加工作后，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我的集邮观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境界，并率先冲破了老爹持续了几十年的陈陋旧习，废弃了他将邮票贴相册的传统工艺，开始大张旗鼓地使用集邮册了。这是我在集藏方面最具创新精神的大动作之一。当时买一本相册要花1—2元钱，而我仅花2—5角钱就可买来一套大型集邮设备，加上它既不用“浪费粮食”，还可以随时将“同类项”的摆放位置进行合理调配，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是毋容置疑的。从此也正式步入了我的“专题集邮”初级阶段。
那时，我的月收入不高，开支后买足整月饭菜票和必备的烟、酒后，也剩下不了几个钱。在当时邮潮未兴的情况下，没有谁会去为收集邮票而刻意给人写信的。且难得收到一封亲属、同学或战友寄来的信，相当部分的邮票均是图案相同的普票。大部分能引起我购买欲的低面值新票都是在街角的电话摊上，用夹在塑料钱包里的那些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零花钱添置的。
我集邮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二）
70年代中期，我谈恋爱了。对象是名女性，某公司年轻的党员干部，而我只是铁警队伍中一名毫不起眼的无名小卒。当时她经常利用我有空的夜晚，叫我陪着她去机关或基层职工家里开展计划生育动员和教育，要么利用星期天上某个领导家汇报工作，之后就搭公共汽车回家，从未说过超过10句的贴心话，连手指都没碰过。结果3个月后，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这哪里是在谈恋爱啊，分明是在给这娘们儿当保镖来着，因为她知道我会“功夫”。
山X水X疑无路，X暗X明又一村。就在这段“恋情”不被人看好的危机时刻，突然出现了转机。1977年某月的一天，她领我来到其公司保卫科长的家里，一番叽哩哇啦地客套过后就进入了正题。在听完她的汇报后，科长似乎意识到在屋里的拐弯抹角出还坐着一位默默无闻的我的存在。在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轮后，就开始“以我为中心”了。这个娘们儿总算逮着机会把我“摆上台”了。只听她向这位领导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我（不包括身高、体重和血型）后，终于第一次对外泄露了我的个人隐私—我爱集邮。
这下真的是“小和尚碰上了大方丈”。敢情这位大人原来是个藏而不露的“邮林高手”，他竟然在我父母还不认识的年代就开始鼓捣这“玩意儿”了。只见他“原形毕露”，与女主人齐刷刷地就蹦将起来，不顾一切地溜进书房，一阵上窜下跳之后，搬出了厚厚的十几本邮册让我“开开光”，并指手划脚、唾沫星子乱飞地向我数起了“家珍”。当时吓得我直吐舌头，庆幸自己没有“班门弄斧”。后来越看就越心虚，恨不能一下子就往地下钻，因为当时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最“牛X”的邮痴非我莫属了。
后来，主人看到我这副膜样，打开了时属于豪华奢侈的立式电扇，为我送来了一股清凉；又后来，我俩假借要去医院看望她刚刚生产完还在“留察双规”（不得湿生水和不得吃生冷食物）的姐姐，起身哼哼哈哈地告辞离去；再后来，科长跑了出来叫声“暂停”，塞给了我几本面色发黄的50年代的《集邮》杂志；再再后来，我俩顺利完成探亲任务，便“分道扬镳”，各自返回娘家。3年后，她成了我的“另一半”。
我集邮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三）
我这个人哪，有鼻子有眼的，怎么看都一副人样，就是天生的性子急，有时急得那个有点让人太那个。话又说回来，当晚回到家中，胡乱扒了两口饭后就什么也不干，将科长送我的那几本《集邮》摊在桌上，瞪大两只溜圆的眼睛就如饥似渴地“啃”将起来。那时除了国邮外，介绍的外邮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发行的，政治题材居多，构图也不花哨，加之手头没有一枚外邮，且都是黑白印刷，很难引起“占有欲”，故大致浏览一下也就罢了。
倒是书中那些介绍集邮知识与国邮发行情况的文章，却不时教我拍案叫“冤”。何以这般哗然？举些个例证看客自然明了。想当初，我有两套《中国古代科学家》同值小型张，就是李时珍、张衡、祖冲之和张遂的那组，我竟然“傻XX”地在其边纸上画花边，后来还嫌它们有碍邮册观瞻而“他X的”用切相片的花纹刀，活生生地将它们沿票幅边线一应铡去。你说该毙不该？好在手头还有一套，不然当年本大楼定会发生命案的。
有道之，挨一拳头学一招，这招刚学完，那头就又吃拳了。那时我也懂得如何保护新邮票了，打倒“四人帮”后，我还分期分批通过邮购方式，从北京邮票总公司将建国后几乎所有的套票和首日封都占有了，除了个别“售缺”的小型张外。然后趁当时在广深线列车上当乘警的机会，搞来大量包装进口香烟的玻璃纸，发动了包括我的她在内的家里所有可以发动的有生力量，将“小冤家”们都小心翼翼地包将起来，用透明胶纸封口。乍看一个个都精美切坚实，恁你用手抓摸都面不改色。可隔段时间再翻开邮册一看，“哈哈（傻笑）！”都“他X的”翻脸不认人了。发黄的，起斑点的，胶水纸软化渗透侵蚀票面的，总之要多憋气有多憋气。
再有，偶尔听了某行内尊者的一席肺腑之言，发誓集齐所有的信销票。结果怎么着：一枚枚新票贴封寄出去了，收回来的大都是面目全非的“花花脸”；更有甚者，为急于求成，干脆拿整套新票到邮局柜台请求“盖销”。当时邮局规定每次只准销4套，我就立马一个个窗口排队“杀青”。结果1983年邮票公司开始发售“盖销票”，每套价值只有原面值的四分之一。“哈哈（再次傻笑）！” 好在从事职业关系，心理素质还过得去。不过从此就落下了心脏衰弱的“不治之症”，直至今日。
我集邮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四）
俗语说得好，有失必有得。从80年代初步入集邮学会殿堂后，通过各种讲座邮展观摩和有朋友交流，确实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过去自己总以为集邮不就是搜集邮票吗？后来才渐渐明白其实集邮的天地十分之广袤。随着邮识的不断丰富，我开始将“手”伸进了当时一般集邮者不愿触及的领域，除实寄封、明信片，极限片外，各种邮报邮刊，邮展门票和标识，新邮发行预报，邮票袋，邮政标签和封口纸，以及美术信封等一切与“邮”相关的物品。不过只作为一种偏好，不刻意索求或购买，方便时就收集，决不轻易放过。
通过对这些偏门的收集和研究，往往会有诸多斩获，许多不经意的收藏更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如我在与台湾邮友交流中收集的邮票纸袋上，最初印着的尽是些“自立自强”和“不集共匪邮票”等政治宣传口号。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袋上印刷的已改成“集邮陶情、益智、储财”等字样；再则当时台湾寄信到大陆，必须经香港转运，并用一贴有港邮的信封套装后才可入关，“中华民国”几个铭字更用圆珠笔划掉，且盖销的全是波浪型“杀手戳”；现在就不同了，清晰的圆形地名戳端端正正地盖在邮票适当位置，让人得手后就绝不轻言放弃。
这里要着重讲一下美术信封的收集，这也是我集邮史上最大的收获之一。因为这种与“邮”有关的纸质品几乎所有成年人都用过，但引起特别关注的的可以说占集邮者总人数还不到百分之一。因为大多数人的眼光仅仅停留在极限片的收集上，却忽略了极限封的收集。而制作极限封又恰恰离不开美术信封。可以这么说，在邮政史里，除了邮票外，信封是具邮政信息最多的邮政用品之一，而且比明信片的使用量更大，涵盖面及更广泛，同时也可以通过它的尺寸、邮政编码框等信息，见证邮政历史的演变过程。
早年，明信片大都由邮政部门或画报社等美术部门印制，发行量亦不十分大；但信封就不同了，只要有印刷厂就会有信封（包括空白封、美术封和公函封），购买整套明信片者除了可公开的内容外，大多数不会作通信使用，尽管它的邮寄资费相对信函要低。在当时，一套明信片大约需要5角至8角之间，而一套美术信封大概只有1角到两角钱左右，“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美术封更低至6分钱就20个。相当便宜。也许正因为大多数集邮者当时认为信封唾手可得，满街都是而忽略了对它的收集吧。
而我却恰恰就瞄准了这一优势，但凡外出公干或闲暇逛街，都要到文具店里光顾，将自己所没有的美术信封一律“通杀”，包括80年代常州邮电局发行的水浒108将美术封。算算看也有几百种了吧。手上有了存货，一旦发行相关邮票，其中一些可就派上用场了。时下人们收藏的首日封或极限封，大多为邮票公司、集邮组织或个人的刻意之作，干脆说就是邮票的孪生兄弟。人手一份，有钱就能得到，实在无法给人多大乐趣。而自己凭着手头美术封制成的极限封、相关封和趣味封就会有另一种感受了。总之就是不同，打死我也不改口。如今我的柜子里有国内外各种封片不下万种，唯将美术极限封和相关公函封被视为自己的“宠儿”。现在，在市面上再难觅到美术封的踪影了，悲哉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