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叶真铭
清朝实行银钱平行流通的货币制度，日常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清政府规定白银一两兑换铜钱1000文。但货币流通中的银钱比价，总是偏离政府规定，随行就市上下波动。乾隆年间发生了全国性的“钱荒”。乾隆初年始，因白银大幅跌价、富户囤积铜钱、民间毁钱铸铜器等原因，铜钱对白银比价日益增昂。如乾隆七、八年间（1742—1743年）福州钱价高涨，白银一两仅兑换铜钱750 770文不等。钱价增昂使私毁铜钱有利可图，造成铜钱更加紧缺，市场流通货币日益减少，钱价日趋上扬。
当时台湾地区“钱荒”尤其严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立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隶属福建省管辖。台湾设府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建巡抚张仲举奏请设立台湾铸钱局，鼓铸“康熙通宝”背满汉文“台”字钱满足市场流通需要。但台湾铸钱局仅铸造三年就停铸了。清代台湾本地铸钱数量不大，市场流通需要的通货主要依赖祖国大陆供应。当时台湾货币供应主要以搭放驻台班兵军饷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在大陆发生“钱荒”的情况下，供应台湾的货币数量自然大为缩减，因此台湾地区“钱荒”更为严重。以前台湾铸造通用的“康熙通宝”背“台”字小钱须1500—1600文才可兑换白银一两，而今只要800余文就可兑换白银一两。市面流通铜钱缺乏，班兵滋事，钱铺关闭，人心不稳，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据《清高宗实录》卷100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五日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因而紧急上报朝廷 “据台湾镇总兵章隆、知府刘良璧等飞羽呈报，该地民间使用小钱，从前番银一两，换钱一千五六百文，后渐减至一千有零。本年六月间，每两仅换小钱八百一十二文，兵民力不能支。因与钱铺较论钱价，欲令削减，开铺之人竟至闭歇。该镇、府等婉为劝谕，并禁兵民不许强行勒换，始复开张，并称目前得内地运钱一万串，便可接济。臣等查内地钱价现在昂贵，势不能运往接济，而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
郝玉麟、王士任等人再三筹酌会议，认为只有采用以下办法方可以解燃眉之急：“惟有福州省城从前买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斤，除已卖外，尚存生熟铜共八万一千余斤，若用鼓铸钱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钱二分，配以白黑铅斤，约可铸钱万有余串，足以运济台地。应请开局鼓铸，俾臣等得将铸出钱文，运赴台地，照例搭放官兵月饷，流通于民，以纾一时之极困。”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当即批示“如所请速行，该部知道。”于是设在福州的福建宝福铸钱局很快铸成万余串“乾隆通宝”钱并运往台湾，搭放兵饷流通。
福建宝福铸钱局开办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初名“福建铸钱局”，雍正年间改称“福建宝福局”。其原址在福州城内都司巷，乾隆四年（1739年）移设于卫巷口。当时福建宝福局为台湾铸造的铜钱有两种：一为“乾隆通宝”背满汉文“宝福”钱（图1）。如连横《台湾通史》卷9“度支志”记载，乾隆五年（1740年）福建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20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行市上。”即可证明。
二为“乾隆通宝”背满汉文“宝台”钱。存世有“乾隆通宝”背“宝台”钱（图2），面文对读，背穿左满文“宝”，穿右满文“台”，钱直径24 27毫米，穿宽5毫米左右，郭厚1毫米左右，重3.4 4.2 克。但笔者翻阅《清高宗实录》、《清史稿》、《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福建通志》、《台湾通史》等史籍，均未查见乾隆年间福建台湾府有设立钱局鼓铸制钱的史料记载。那么存世的“乾隆通宝”背“宝台”钱来自何方？该钱币铸造风格、形制、文字等特征均与“乾隆通宝”背“宝福”钱相同，当亦为福建宝福局所铸造。
此后乾隆年间台湾兵饷钱均由设在福州的福建宝福局鼓铸运往，由福建宝福局铸造钱币供应台湾渐成为一种制度。福建宝福局铸造“乾隆通宝”钱并运往台湾，搭放驻台班兵军饷，活跃了市场流通，安抚了台湾民心，稳定了台湾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