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促邮政反腐倡廉、振兴中国集邮事业万言书
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反贪反腐刮起了审计风暴，全国人民拍手称快。继全国审计署总署长李金华公布国家5部委被审计出重大经济问题后，对省部级高官经济责任审计已经启动,几位掌控大型国企的副部级官员已纳入审计第一批名单。与此同时，监察部门及时跟进，对查出的问题严肃处理。
国家邮政局属于中央级单位，其下属中国集邮总公司属于大型国有企业，都属于审计风暴要无情扫过的重点。
刘立清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３月任邮电部副部长（主管集邮），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任国家邮政局局长的7年间，是中国集邮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邮市崩盘，邮政腐败，以权谋私，贪污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7年，对中国邮政在国际国内的声誉，造成无法估量损失的7年。
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杨先龙等30多位代表提出关于彻底解决打折票的议案，揭开了向邮政问责的序幕，众多的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多次深入邮市采访曝光，迫使邮政承认了刘立清当政时的部分过失，采取了一些改正措施，邮市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2004年7月4日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副司长邓慧国面对央视记者坦承：(邮票)发行量暴涨，这种量肯定会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函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增长比例，我们发行这么多邮票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没有适时调减我们的发行量，没有客观地根据市场需求来调减。我们失误最大的应该是在这一方面。他表示，造成目前邮市低迷、信函业务受损的主要原因有几个。首先是发行量过大，其次是对市场需求的判断也有失误，比如1997面值50元的香港回归金箔小型张，发行时认为市场需求量很大，印了两千万张，面值就是10个亿，结果市场在重压之下崩盘了。
造成目前局面的不是别人，就是前任邮政局长刘立清。刘立清已被邓惠国副司长端在了全国邮人面前！
邮政的黑幕再也无法掩盖，腐败的官僚必须承担罪责，审计刘立清的日子已经到来！
一、审计刘立清推行“刮民之策”、滥发邮票，导致国家名片长期打折的政治责任
刘立清对集邮的指导思想是，邮市股市化，邮票是产业，集邮要为邮政服务，为邮政扭亏为盈服务。在这种错误观念指导下，他把扩大邮票发行量、提高邮票面值作为增收的法宝。
从1992年到2001年，邮票发行面值合计：2767838.30（万元），也即276亿多元！加上各种邮资封片，总发行量在300亿元以上。
随着邮票发行量的增长与倾销，邮政收入直线增加。据邮政自吹：2000年，其业务收入为471亿元，较1999年净增184亿元，而三年间成本仅由457亿元增至459亿元。全国有21个省级邮政实现盈利。三年间，邮递类业务增加了50％、邮政金融类业务增加了87％、集邮类业务增加了24％。2002年刘立清宣布邮政实现扭亏为盈，盈利6000万元。
2003年８月份，储蓄业务收入完成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９％；集邮收入完成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８％，首次实现了正增长；报刊发行收入完成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５％。（2003年9月19日中国邮政报）
与邮政储蓄和报刊发行投入的人力物力相比，集邮可谓是投入少、见效大，只需要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少数人销售即可，刘立清偿到了邮票产业、集邮创收的甜头，他将原先的一个印刷厂增加到4个，还特约了一批印刷厂印制明信片和邮资封。邮品印刷厂成为刘立清的印钞机，集邮市场成为刘立清的提款机，寅吃卯粮、竭泽而渔成为某些集邮公司的谋财秘诀。
尽管邮票发行量成几何级数增长，打折也随之快速增加，集邮者则成几何级数减少，2000年被迫减量，但各种邮品及各地高附加值的开发邮品仍然源源涌出，邮市遭受着灭顶之灾，被迫以打折为主进行反向经营。
从1998年开始，刘立清利用中国邮政具有邮资票品的发行额度和审核权，滥印、滥卖邮资票品。邮政将邮资票品以面值5%印刷成本向地方邮政结算的销售法，由于进价低廉，地方邮政放弃窗口销售，舍近求远将整箱、整车的邮资票品专程拖到京、沪两大邮市打折抛售，价格最低的卖到国家法定售价一折。
经过调研后的人大代表杨先龙提案认为，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邮资封、邮资片等，从1992年至今，绝大多数都在打折，给数千万中国邮票的消费者和收藏者造成了重大损失，这实质上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重要的是，邮票长期打折既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邮政形象，又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邮票是国家名片，国家形象。维护党和国家领袖的光辉形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职责。长期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的纪念邮票在市场上打折打折再打折，对折叫卖，二折销售，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
1993年的毛泽东诞生100周年邮票，5元面值市场卖2元多，打对折。1997年发行的《香港回归》和1999年发行的《澳门回归》纪念邮票小型张，均印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和头像，面值8元，市场价最低2.4元；1997年发行的《香港回归》金箔小型张，总公司加折包装后定价120元一张，最低跌到15元一张（才一折多）；江泽民同志1999年为世界邮展题词的小型张，面值8元，市场价最低2.4元。这些邮票的价格跌得惨不忍睹，被某些邮商直呼其名地二折三折地叫卖，令许多老党员、老同志感到极大羞耻与义愤，他们多次向刘立清反映，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好三代领导人票打折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刘立清却长期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对有损领袖形象的事视而不见，不采取积极的有效措施，予以坚决制止。对此，广大民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据《中国集邮报》报载：2002年5月12日，北京邮市在巨幅大卷白布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签名活动，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决不允许印有三代伟人的邮票打折！在此之前的4月，成都、广州邮市等地数千邮人也举行了签名活动，对邮政行业违规经营，造成打折票泛滥的现象表示抗议。 可是刘立清却无动于衷，不予理睬。
三代领导人邮票的长期打折，带来的连锁反映是自1985年以来的人头票，即老一代革命家及历史伟人名人、科学家邮票，大部分也随之打折。国际上无论是美国的总统系列票、还是日本天皇票，甚至台湾地区的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邮票，都没有打折现象，可知刘立清并非不作为，而是有意为之，故意让中国领导人与名人通过邮票在国际上降低威信，严重损害和亵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种有损国格，有损党的光辉形象的作法，是数典忘宗的卖国行为。这是在抗日战争日寇、汪伪汉奸，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以及近年来台独份子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竟然在刘立清当政时期全部实现并熟视无睹，刘立清不承担政治责任谁承担？
中国邮票不但在自己的市场里遍地打折，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和声誉也在大幅打折。四达邮币社经理王国强说：“在1992年以前，中国的邮票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声誉。一是设计精美，二是当时国内的邮票面值低，有很好的升值性。但从1992年以后，国内邮票纷纷打折，收藏投资中国邮票的外国集邮者，今天买来的国内新邮，明天就打了8折，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邮票到底值多少钱。国内的集邮市场失去了一个统一、稳定的价格体系，让一些外国邮迷、邮商也不知所措。他们开始觉得中国的邮票不值钱。”
中国邮票的打折，使得外国集邮者不愿意收集中国邮票，也不愿与中国集邮者交换邮票和互寄首日封，中国邮票的宣传功能与影响力大为减小，中国的集邮事业大受影响。造成的恶劣影响，将会延续数年。
刘立清利用对《邮政法》具有解释权的优势，面对邮政自己向市场打折抛售数十亿元低折扣邮票，不致回流至邮政使用渠道，于2002年1月31日出台了国邮传（2002）6号文件。规定，从2002年2月1日起，县以上城市邮政支局所(含县城)一律取消以贴邮票方式表示资费纳付，改收现金。
多年来压在用户手中的邮票数以百亿计，刘立清一纸空文，就剥夺了群众使用自己的钱买的有价证券的权力，剥夺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是对宪法的公然违抗，也是对人权的极大蔑视。为此不少用户将邮政告上法庭。2003年2月15日，山东枣庄人陈君去当地邮政支局交寄包裹，陈贴邮票遭拒绝，只好当场支付现金。随后，陈以邮局此举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违背了邮票属性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6月3日，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作出判决，根据《邮政法》等规定，各类邮件资费的交付以邮资凭证和邮资已付的戳记作表示，包裹作为具有信件性质的邮件，在邮政局成立以来就以邮票为邮资凭证作为包裹的表现形式，邮局此举违法。一审判决胜利邮政支局收回邮票，退还陈14元现金。
2003年11月16日，79岁的四川石油管理局离休干部李振海老先生拿着一个包裹，来到成都市邮政局猛追湾邮局营业厅，要求用自己收藏的邮票寄包裹遭到拒绝，李老先生愤怒地说:“邮票是当初我花钱从邮政局买的，邮票也是国家邮政局发行的，已经明确了邮票是国家法定的邮资使用凭证，为啥不能使用?如果真的不能使用，那为啥乡镇邮电所寄包裹又能够使用?这算不算是消费歧视?这和我花了钱买机票，然后用机票却不能登飞机有啥不同?”他要状告邮政的“霸王条例”，经多家媒体披露，成为轰动新闻，激起了群众的公愤。
集邮者老王指出，这一具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件还使党和政府交给邮政的重大宣传机器，一夜之间大部分功能丧失殆尽，邮政从容完成了“敌对势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任务。若从科技水平论，美、英、日等国家三十年前便可用电脑型邮资机械取代邮票，因邮票具有宣传西方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并不受任何国家新闻检查，走绿色通道的独特渠道，邮票便得以使用至今。邮政是各国政府不带武装的隐形武装力量。邮政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鱼水相依。国邮传（2002）6号文件不但具有将和党和国家宣传机器大部分丧失严重的政治错误，更为严重的是众多地方邮政出台了“非本局出售邮票不得寄信”的土政策，客观上起到了分疆裂土的效果，完成了陈水扁不可能完成的“大业”。陈水扁搞“台独”，刘立清搞“邮独”，分裂国家，殊途同归，其居心何在？
2003年年底邮总下发的406号文件，否决了错误的（2002）6号文件，同意用户可用邮票贴用包裹，但却不宣传、不张贴，听任各地邮局自行其是，多贴不找钱或找票，仍存在掠夺行为。此外，人大代表提案要求的特快专递邮件也实行包裹贴票，至今并未实行，说明刘立清的许多错误政策仍未得到彻底纠正。
二、 审计刘立清滥发邮品的账目，查清其刮民的真相
（一）开暴利之先-------回归金箔张
1997年刘立清决策发行的《香港回归》金箔小型张，是一次利用全国人民对香港回归的爱国热情，乘机提高价格，恶意炒作，圈取暴利的卑鄙行动，它带给广大收藏者的伤痛，几代人也难以平复。发行前后，刘立清一反常态，赤膊上阵，把推销金箔张作为政治任务，开动宣传机器，激励鼓吹其收藏和投资价值，强令各级邮政完成，误导消费者。
1997年１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市场报》刘格文的“系铃人解铃”一文披露了金箔张的发行内幕。
刘格文指出：“ 七·一”那天夜里，人们通宵排队购买回归邮票。当时金箔邮折的市场价高达５００元一个。在多种消息的吸引下，许多邮商慷慨地把钱投入到金箔邮折上。为时不久便持续下跌，最后出人意料地跌破发行价。１２０元的硬折跌到１０５元，１００元的软折跌到９５元。面对事实，人们不仅经受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还在精神上有一种受骗上当、遭受冷遇的强烈感受。
金箔张的变化，关键是决策失误。面值５０元的金箔张，加个折子就卖100元、120元，究竟理由何在？一个纸片子就能值５０元、７０元？这岂不是巧取豪夺、牟取暴利？还有，对内地一个价，对香港另一个价：１２０元的硬折要卖人家１９０元港币，据说是人家挣钱多。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人家挣钱多就活该多掏腰包？为什么还要对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同胞另眼看待？大概正因为气不平，香港方面退回了数十万原拟购买的金箔张。决策者之所以出此下策，说穿了是为了多赚钱。这种竭泽而鱼的贪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金箔张加上多种回归系列的邮品把２０多亿资金席卷去，给已贫血的邮市雪上加霜，靠集邮者、投资者乃至邮商的力量根本不可能维护金箔张的“贵族”地位，于是它不仅自己陷入了跌破面值的尴尬境地，而且带动整个邮市大幅下滑。论及几个月来的邮市低迷，金箔张及其决策者可说是“功不可没”！
金箔张的问题犯了众怒，招致人们群起而攻之，决策者不得不毁版和提前公布印量。估计还会采取一些相应行动。
金箔张据说硬折多一点，有１０００多万，软折４００万出头。
看到《香港回归》金箔张走俏，当时的官倒趁机用高出面值2－3倍整件整件地向市场大量抛售，由于发行量过大，价格急跌，很快套住了大批邮人。
1997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邮政系统会议的全国集邮联会长罗淑珍与中国集邮总公司牛素娟总经理，来看望湖北省邮协干部邮集作者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合影完毕。记者对牛总进行了突击采访。
第一个问题是：“听说明年要对回归小型张和金箔型张加字，不知消息是否确实？”牛总答：“没那个事，都不会加字。”又问：“金箔张目前还有打折的，你知道吗？”牛总惊奇地说：“还有打折的？多少钱一个？”答：“硬折１１５元。”牛总说：“按说这么点印量（２０００万）根本不算多，公布以后不会再有打折的。１２０元我收。”她转身对湖北邮资票品局的许伯川经理说：“只要是１２０元的，你只管帮我收。”再问：“《人民日报·市场报》上刘格文的文章说，总公司给香港几十万个硬折，是１９０元的价，后来香港拒收，全部返回内地市场了，是不是属实？”牛总回答：“就那几十万个，也不会对市场有多大冲击。看来舆论导向有些问题。”
总公司回收金箔张的消息见报（《武汉晚报》配现场照片首发）后，市场又掀起炒作的浪潮，价位在每个200元左右，不少投资者跟风整箱买进，结果牛素娟只是一句空话。金箔张一路下跌，直到每个15元的地价。
武汉的一位集邮者万某在186元的高位买入5箱，花去全部积蓄8万多元，造成小孩上学、买房都成困难，妻子患严重心脏病无钱医治，含愤而死。当时在邮市打拼与投资者大多是下岗职工，因为金箔张上当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何止万某一家！
除了在7月1日各集邮公司排队买到售价或者搭售别的邮品的金箔张是总公司售价外，其余大多数的金箔张他们整件整件地加价向全国的二级市场大量投放，都是中间层层加码，仅按每个加价100元计算，至少有500万个，中间加价就是5亿元。一个金箔张，肥了多少贪官，坑了多少消费者！
香港金箔打折已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呼吁国家邮政维护邮政形象，保护消费者利益，刘立清不但置若罔闻，1999年年底又发行了澳门回归金箔，香港金箔发行2000万明明打折都没人要了，但澳门金箔比香港金箔的量还大，面值和香港金箔一样，造成严重滞销积压，他们就又把两个打折金箔合拢来搞了个特一加字，以高于面值的发行价压向市场，把很有收藏意义的政治题材引进了圈钱邪道。
金箔张、高价邮，套牢族，12年来中间该有多少邮人的血泪仇！当年国民党发国难财，中国邮政却发国喜财，中国一有喜事，官倒就借机炒作题材，大量发行邮品，邮迷、邮商就遭殃。
（二）清查刘立清的小金库与洗钱室
中国集邮总公司牛素娟挪用5000万元公款案，其中大部分系总公司内部某些人员与市场内外勾结，在1997年邮市大潮中挪用公司内部邮品，违规抛售的做空行为。5000万面值的邮品在那次大潮中获得的非法收入是巨大的，时值案发之日，邮品仍没有补回，在销毁封库盘点时，东窗案发。从1997年以来，邮政内部类似的公司性违规做空行为不胜枚举，这次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刘立清对牛素娟只是撤职完事，至今未将此案详情公布。实际上，牛素娟那里就是刘立清最大的“小金库”，“洗钱室”，彻底审计集邮总公司的账务，让刘立清的黑钱曝光！
集邮者王仁亮披露，刘立清利用邮政具有独立的、不受地方政府的约束的纪检与审计权，纵容、唆使地方邮政大肆打折抛售，对违法乱纪人员百般包庇。如2001年春天，成都邮政将上报已经销毁的价值约数百万元的邮资票品从邮发渠道发往上海卢工邮市抛出。邮包到达上海邮政库房被摔破，天机被上海邮政行管识破。而刘立清对这种典型的数额巨大的贪污盗窃行为，以少数人降职，开除留用处理了事，事后又另调部门当官。又如2002年春天，湖北邮政将整车邮资票品拖到上海卢工邮市，像卖罢市青菜、萝卜堆成山打折贱卖，开价就卖。由此在中国邮政史上留下了“堆票”这一耻辱名词。国家邮政局对此事未作任何处理，皆因刘立清与湖北邮资票品局局长许××是湖北同乡。刘立清照顾同乡是假，通过同党洗钱是真。
彻查重点省的邮资票品局账物，打掉刘立清的洗钱网！
（三）大玫瑰片曝露了刘立清管理的严重失控。
１９９８年第四季度各地流出的多联体玫瑰邮资片是刘立清对于邮政管理失控的总曝露。
玫瑰片由指定厂家浙江邮电印刷厂印制。有４０分玫瑰图案的邮资，相当于４角的有价证券（钞票），国家法纪不允许连张半成品流向市场。
从１０月初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邮市上，陆续出现３、６、９、１２、１８、２０、以至２１连大全张的玫瑰片，从１６日至１９日几天里，上海卢工邮市，成了连张玫瑰片的天下，成捆成包倒来倒去。价格从刚上市时的每大张上千元降到２０元，再升至６０元、１６０元、２００元。
最先流出的是代号为“２４”的贵州版，之后有代号为“１０”、“１２”、“１６”、“１８”、“１９”、“２２”、“２７”，最后是北京地区的“０１”总领风骚。共涉及到海南、贵州、河南、湖南、广东、陕西、江苏、安徽、四川、北京十个省市。玫瑰片原本是邮政总局发给各省市邮政部门自行印制广告的半成品，第一批平均２００万枚，按２０枚一版共计约１０万版，则１０个省市就有２０００万枚，连张８０－９０万张。按炒作低价估算，平均每枚２元，则总资金量达４０００万元，比原成本价至少高８倍！故一些人甘冒风险也要大干一场。
１１月１７日，国家邮政局在北京召开全国邮政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查处违规多联体玫瑰片的情况，也仅仅宣布将贵州、四川、内蒙古、北京、安徽等省市区下属邮政企业５名负责人撤职。这是近年来邮政部门对下属企业做出的所谓的最严厉处分。
国家邮政局长刘立清宣布：联体玫瑰片流入市场，扰乱了市场秩序，败坏了邮政信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他要求各地邮政部门要严厉惩处违规违纪人员，维护邮政的整体利益和崇高信誉。 但至今为止，这些人是谁，究竟是如何处理的，从未公开过。
１１月２１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违规联体玫瑰邮资明信片。主持人总结说，他们将价值８块钱的东西流入市场，被爆炒到３００多块钱，这种所谓的“失误”，给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一下子创造了上亿元的财富。只是对个别人作了罚款、扣奖金的处理决定，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和底下发了大财的人可能会躲在暗中发笑。旗帜鲜明地批评国家邮政局管理失控、处罚力度不足。
好像是有意对抗，刘立清虽已宣布不准多联体玫瑰片在市场流通，但到１１月２９日，各地邮市上，仍旧有邮商在出售三连张、六连张等联体玫瑰片，武汉邮市上２１联体的贵州版全张玫瑰片，从５５元炒高到１２０元。北京、上海其它版本的全张玫瑰片，价格均在２００元以上，再次映证了《焦点访谈》方宏进评论员的结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年来，新邮问世即打折，成版成盒卖大户，超前售出邮票、贺年明信片层出不穷，原邮电部三令五申，不知发了多少文，还派人到邮市上按版号查违规抛售的省市，可是，打折、炒新圈钱却越演越烈，原因何在？邮人一再呼吁，邮政腐败问题非整治不可，但由于刘立清的纵容，无作为，一切并无好转。
三、 审计邮品发行、交易程中的腐败黑洞--------以权谋私
从1997年到2003年，尝到了甜头的某些胆大的邮票公司，长期直接与二级市场挂钩，滞销的邮品，打折出去；紧俏的邮品，用做期货的方式，套取参与炒作的邮商的钱。如果该邮票题材好，购者踊跃，开盘高于期货，他们就内外勾结炒作，一般要炒高数倍。再把库存的货拿出来砸盘，砸低后再低价收回入库。比如“建党小版”，面值8元，炒高到近百元，差价近90元。砸盘跌到近面值再收回去，年底发给预定户。每种新邮票他们都要利用期货和炒作圈两次钱，套住一批跑得慢的人。1996年11月发行JP56孙中山邮资片发行量406万，12月发行的JP57西安事变发行量404万面值0.15元，国家价3角，而此片面世就是5、6元，第二年三月到过20多元。这些放货公司的经理都很有经验，一般都在高潮时才大量投放市场。高低平均按10元计算，两个片的落差约八九千万左右，国家发行价也不过250万左右，高出发行价的几千万元落差要追查去向。仅二个品种就有这么大的漏洞，1992年至今发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品种，漏洞到底有多大可想而知。
量少邮品有商业利益和有害邮品之嫌，有违国际规则《集邮八条道德标准》、《集邮功德准则》（邮联20大通过）和《北京宣言》（邮联22大通过）。规则的基本精神是“不应以商业利益发行邮票”，规定：“发行每套邮票邮品，各国邮政当局应保证：发行量以满足可能的业务需要及可预见的集邮活动的需要。”中国是万国邮联成员国，又是邮联22大的东道主，理应认真遵守执行。实践证明，量少邮品害处很多：支持了市场里的短线炒作和浮躁、急功近利的投机心态；市场热点轮换加剧，炒新不断，压抑和排挤了早前期品种；大多数集邮者平价得不到而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集邮事业发展；不利于青少年集邮。
量少小版明明是有害邮品，他们为什么要发这些品种，说白了，还是“钱”字在作怪，表面上这些品种可以预订，而实际上各级公司都在作假，绝大多数都掌握在邮政官员手中，二级市场上整包整包的量少小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集邮者说，小版是专门为各级邮政官员发的腐败板块。不应发行量少品种，更不该发行量少小版张。
刘立清不讲诚信管理混乱，但有一点上下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圈钱。上整国家下坑百姓，上不追查下不揭发，互相配合共同致富，不审计行吗？
为什么新邮会热炒？媒体尖锐地指出：
第一，放货公司及其头头把持着票源的第一手“原始股”，而且只有发行价的10%左右，怎么炒他们怎么挣。公家挣小头，他们挣大头是一种炒法；公家没挣的，他们一样能挣又是一种炒法；最不济的，公家亏了，他们一样挣；他们最乐意的、最爽的就是题材最热门的，例如猴什么的、航天什么的。这种新邮一出笼，有个天然的溢价，哪级放货公司去市场上抛，什么时候去抛，都挣，至于溢价部分去了哪里？中国邮政从没有这方面的操作规程，这都是放货公司头头的外快，不用上报，也是刘立清与各级放货公司心照不宣的默契。所以集邮公司乐意新邮炒作，这也是为什么半年期的发行期过了才能交易的新邮，从发行的第一天起（甚至有早产的）堂而皇之登门入室大炒，而中国邮政从没有举起法规之器，既是一种老子打儿子、棍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无奈之举；也是利益均沾的流氓习性。至于什么是法规，早已被经济利益的现实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集邮总公司带头溢价、炒高价，下属的放货公司也乐此不倦，将其视为发财之道。随便查一查，有几个倒票经理不是买房买车？仅仅一个金箔张的中间差价就是几个亿，何况这些年来被炒过的品种很多，其黑洞当以百亿计算，可是，有谁来过问与审计、追查一下？
恶炒过的邮票，大部分归于打折一族。十年来发行的200多种邮票，有90％的打折，打折的金额，同样高达百亿。这些票形同有害邮品，没有收藏价值，只能“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即通过邮局按面值贴用出去，打折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某些邮局或营业员在市场低价买回去再按面值卖给用户使用的。中间的至少5折差价进入了个人的腰包。这些恶炒差价与打折差价，远远大于已经发行的300多亿元邮票。如果听任这些打折票回流到邮局使职工长期做无效劳动，中国邮政将因此破产！
官商勾结炒新是邮政腐败的根源之一，邮政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彻底堵绝！
近年的商业信函与广告信函，本来也是邮政的重要收入，但是同行的竞争与个人私欲，使之成为国家财产的大漏洞。
绵阳邮局丢弃200万封商业信函案，掀开了冰山一角。星河建材公司2002年3月26日与绵阳市邮政局签订一份协议，每发一份商函给邮局0.26元。从当年4月至9月，星河公司交给邮政局的商函累计250多万件，支付邮费59多万元。经过秘密调查，发现他们的250万封信函被人转卖到废品站，企业损失惨重，因此他们不得不提起诉讼。
星河公司与绵阳市邮政局签订协议有3份。为掩人耳目，2002年3月26日签订第二份协议，约定的优惠邮资是0.26元／封，并称废除双方3月12日签订的第一份协议。而在3月12日的协议中，邮资是0.6元／封。
地方邮局每年都有较大的经济指标，完不成任务的工资奖金都要照扣，为了揽业务，邮局与客户作私下交易，即降低国家规定的邮资。绵阳对星河公司，从60分邮资降到26分，少了一半还打弯。250万封信本应支付150万元，实际只付出59万多元，少付80多万元。企业节约80多万元，国家损失80多万元。邮局的账面上，增加59万元营业额，填上100万封信即可。更令人气愤的是，绵阳邮局为推脱责任，竟编了一个小偷盗卖的故事。试想，250万封信需要10辆大卡车才能装完，小偷进了邮局仓库，不偷贵重邮品反而偷废纸，岂不是笑话。
地方邮局如此损公利己，在邮政内部，早已是公开秘密，这也是我国邮政业务多年来一直亏损的原因之一。邮局能够这样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钻的是邮资总付的空子。
就在此案审理时，刘立清把第16届亚洲邮展有意安排在绵阳，为腐败的绵阳邮局增光。刘立清为保手下，费尽了心机。
邮资信封，应以使用为主，可是，在刘立清手中，竟成为可卖的书号，只要有人给钱，他就卖号。一印就是千万封，泛滥成灾。没法使用，只有打折后，再回到邮局，遭损的仍是国家。
邮资信封，印刷成本加上税，一个只要0.38元，所以可以打折到0.5元卖出，所以要大量向企业、学校推销，帮他们设计和代印。邮资封与总付戳一样，漏洞极大却难以解决。
如果停止总付戳与商业邮资封，全部改成贴用纪特票，那么仅星河公司一家就可以每年消耗250万枚60分面值的邮票，而我们的04年新邮，每枚平均印量只有1000万左右，也即4家星河公司就可以消耗完一单枚新邮。如此，我们便知道为何美国的“纪念911”邮票，印了3亿枚也可用光。为何刘立清要长期坚持漏洞百出的总付制度，滥批邮资封片号。
2004年7月4日晚，央视记者指出：“从2000年开始，邮政部门已经开始体味到打折邮票的恶果，这就是在信函业务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比如，邮政部门2002年函件业务量增长22%，而该业务的收入只增长了8.54%。”刘立清搬起石头砸市场和集邮者，到头来砸了邮政自己的饭碗，这些人尽皆知的腐败，必须审计！
四、 审计造成销毁的损失责任
从 1998年起，广大受害的集邮者、投资者不断抗争，采取了民间自发“销毁”打折邮品、联名上书、条幅签名、联合上访、拒订新邮、退出邮协、退出集邮以及诉诸法律以维护利益等斗争形式，迫使刘立清装模作样地两次销毁过部分邮品，因下边作假而无济于事，人大代表不得不作为提案在全国最高权利机关大会上郑重提出。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2004年5月25日，国家邮政局销毁“封存”的纪特邮票工作正式启动，全国将销毁30亿元面值金额的邮票，占1992年至2001年间发行总值300多亿元的9.5%，表明了新一任邮政领导班子看到了刘立清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表达了他们解决邮票长期深幅打折问题的决心，是顺应民心之举，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30个亿的邮票决不是一个小数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么多印制精美的邮票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碎为纸浆，这资金的浪费该由谁负责？就像最近央视曝光的安徽合肥市投资亿元兴建一个根本不能正常运行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场，不但一天也没有使用，反而还要再投入上亿元重建一个新的垃圾处理场。还有江苏铁本违规建立特大钢铁厂之事，都有人承担了责任、坐了大牢。那么邮政超印邮票只能付之一炬所造成的国家资产的巨大浪费，谁来承担责任？
这次销毁，账面上是30多个亿，2000年销毁了一次，2002年又销毁了一次。纸张、印刷、人工、仓储、运输、资金（包括资金利息），它们的成本有多大？这巨大的损失一定要找出责任人，不然全国人民决不答应，心灵上的伤害的集邮者决不答应。这一切，都必须由刘立清承担。
以上事实，只是多年来集邮者揭露刘立清为首的腐败集团的一部分，冰山一角，我们汇集拢来，旨在为正义的媒体与国家审计局、监察局、中纪委提供线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收集中国邮票的邮迷，我们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祖国的邮票，我们不愿看到从张包子俊等老集邮家开始，几代人含辛茹苦才建立起来的中国集邮事业毁在贪官污吏手中，腐败不除，邮市永无宁日，我们愿与广大集邮者、邮商共同努力，与刘立清之类邮政硕鼠斗争到底。
刘立清的问题不彻底清算，邮政的某些政企不分、只问经济效益不管社会效益、不管邮民死活的弊端就不能改革，对邮市扶植、培育的政策就不能继续，放货公司就会卷土重来骗钱捞钱，广大集邮者、投资者还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邮友们，难友们和邮政内部的职工们，是向刘立清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是邮政真正痛改前非、取消那些依靠炒新放货圈钱的官倒公司的时候了，是集邮者的又一个春天来到的时候了。我们希望：所有的有正义感的，对腐败分子早就恨之入骨的邮政人员、领导，都起来揭发刘立清一伙；希望凡是赞同此文的集邮者、消费者、收藏者、受害者，请在文后签上你们的大名，并请以各种方式传递出去、散发出去、刊登在各种媒体、网站上，让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刘立清之类的千古罪人。
作者
吴荣先，邮龄40年 430081 武汉青山钢花121－221－10 电邮wrox@public.wh.hb.cn
郭昌弟 邮龄40年 电邮 xiongyi20032002@yahoo.com.cn
许少怀 邮龄40年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