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7日《中国集邮报》第29期刊登了邵春华先生的《纪121至纪124应属“文”字邮票范围》（以下简称邵文）一文，读后认为邵文中的观点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文”字邮票的范围。《中国集邮大辞典》（修订本）对“文”字邮票作出如下解释：“文革”邮票，又称“文”字邮票。中国“文革”时期发行的邮票。其中1967年4月至于1970年1月共发行“文”字邮票19套（文卜文19）80枚：为不分类别无志号的邮票。从定义中可以看出，“文”字邮票在发行时间上是特定的，专指1967年4月至1970年1月期间发行的，带有“文”字套号的邮票。其它时间发行的邮票均不能称为“文”字邮票。
二、“文”字邮票产生的背景。关于“文”邮票产生的背景，在《中国邮票史》（第八卷）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现简述如下：1967年2月北京邮票厂的群众向邮票发行局主管生产的副局长提出取消邮票志号的要求，当时主要理由是编印志号是对工人的“管、卡、压”，给生产带来被动。这位副局长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要听邮票发行局内的群众的意见”。于是，1967年3月1日至3月3日，进行了三天的大辩论。在辩论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邮电部邮政总局于3月4日开会讨论取消邮票志号问题。3月31日邮电部发出了《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通知》，通知阐述了取消邮票志号的四条理由，同时决定了邮票编号今后改用的办法。其中办法一是：各种邮票（包括纪念、特种、普通、航空等）改为统一编号，自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邮票起实行，此套邮票编号为“文1”，以后以此类推。从“文”字邮票产生的背景和《通知》来看，这个通知说明“文”字邮票志号是在1967年3月产生的，正式使用是从1967年4月20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文1”）邮票开始的。纪121至124四套邮票的发行时间明显早于它。
三、邮票的主题、内容、外部特征。邵文中将邮票的主题、内容、外部特征作为纪121至纪124四套邮票应属“文”字邮票．范围的理由，笔者持否定意见。因为，邮票主题、内容、外部特征与每一种邮票志号的变化都有其各自特殊背景，它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如“文14”《南京长江大桥》邮票在以上各方面均与此前已发行的“文”字邮票有很大差异，甚至是截然不同，但仍将它归为了“文”字邮票。纪121至纪124邮票在邮票内容、主题及外部特征上与“文”字邮票有相类似的地方，其原因正诚如邵文所言：它们均发行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但是，这种邮票题材内容和设计手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早已形成了。因此，有相似的地方也就不足奇了。
四、邮票的设计、印刷及发行在时间上的关系。正常情况下，三者是根据邮票发行计划进行的，在时间上应该是协调一致的。但遇到发行计划调整或特殊情况，就可能出现套号在前发行时间在后或套号在后而发行时间在前的现象，这在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中并不鲜见。如纪118《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据《中国邮票史》 （第八卷）记载，这套邮票于1966年4月完成设计，8月中旬全部印带1．完毕，计划9月份发行。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有人对这套邮票提出异议，几经周折才于1967年4月15日发行，成为了“纪”字头邮票的“关门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纪121至纪124是“纪”字头邮票，而不是邵文所说的应归为“文”字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