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2006年12月1日出版的《集邮博览》总第224期，11月28日就到达福建永安市，落到我的邮箱里了。捧读提前出版的《集邮博览》终刊号，心情和25年前阅读《北京集邮》创刊号一样激动、兴奋，而前者是欣喜与高兴，今日却是无奈与遗憾！
看着它由《北京集邮》更名为《集邮博览》；由内部发行改为邮局公开发行；由薄变厚；由季刊、双月刊到月刊。风风雨雨四分之一世纪，224期，它的每一期封面；每一次革新；每一篇精彩文章；每一幅精美图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这25年如一日忠实的读者心中。
我不仅是《集邮博览》的忠实读者，还是它热心的撰稿人。我曾为它撰稿近百篇，发表刊出82篇，总计约有20万字。其中有两篇长篇连载，一篇连载33期；一连载42期，合计有17万余字。这在该刊屈指可数的长篇连载作者中，可算是名列前茅了。
我是因订阅北京油印的《鼓楼邮刊》而知铅印的《北京集邮》创刊。初创时的《北京集邮》，虽印刷尚欠精美，但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茂，是当时国内仅次于《集邮》的第二种中文邮刊。那时北京集邮人才济济，稿源充裕，读了几年，也没敢向它投稿。
我最早向它投稿是一个给集邮公司的建议，对能否刊用没抱多少希望。可是《应开办专题邮品预定业务》一稿在1986年11月出版的《北京集邮》刊登了。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邮刊上，我心里甭提多高兴。这对一个远在京城数千里之外的福建山区集邮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1987年，《北京集邮》更名为《集邮博览》后，推出了知识性、学术性、资料性、趣味性四性并重的办刊宗旨。它在注重资料性之时，侧重集邮史料和和邮票发行史料。我因喜欢研究中国集邮史，它与我的距离拉得更近了。此后，我热心为其撰写邮史稿件，得到编辑的认可和激励，许多文稿陆续在该刊发表。1989年3月至1994年3月，《集邮博览》刊出了我的6篇文章：《莫仑道夫从未任过造册处处长》、《北京早期著名集邮家、邮商施秉章》、《最早参观印制邮票的中国人》、《施塔遗集拍卖陆续成交 喜华邮珍品回归东半球》、《毛泽东与邮票设计家的故事》（该文分两期刊出）、《施秉章与〈陆海军大元帅就职纪念〉邮票》。
我的第一个长篇《中国邮展史话》于1994年5月（总第66期）开始刊登，至1997年1月（总第98期）结束，分33期刊出。其内容跨度为1914－1966年我国邮票、集邮展览慨况。因“文革”邮展中断，资料缺乏而停笔。我的第二个长篇《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于1997年4月（总第101期）开始刊登，至2001年3月（总第148期）结束，分42期刊出（其中有间断）。其内容为1912－1936年间，上海三个邮票会：上海邮票会（外侨在华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和中华邮票会的兴起和发展，中华邮票会部分尚有三分之一未完，因编辑部人事更动而中断。《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3篇已完稿，后转北京李国庆主编的《中国邮史研究》发表。
我前后为《集邮博览》写稿长达15年，它为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与读者交流的平台。我在这块肥沃的园地茁壮成长，得到编辑的鼓励和鞭策，接受前辈、专家，同行的批评建议，使我的作品更加成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特别是得到了首都集邮届人士的认可和肯定。1998年，我应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之邀，参加《中国集邮史》编纂工作，任分章主编、撰稿人和审稿人。
我要感谢《集邮博览》的主编和各位编辑，他们给我信心和力量，给我展示作品的机会。有两位编辑我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杨朝、李春宜。杨朝编辑从未晤面，但他多次与我通信，多年给我寄发贺年明信片，字里行间，言辞恳切，是位谦虚好学，办事认真的好编辑。李春宜编辑在北京见过一面，1998年9月，我赴北京香山卧佛寺参加《中国集邮史》第二章终审会议，会后留在邮电部招待所修改书稿，她闻讯即赶到招待所来看我。她为人热情大方，当时已是副编审，却没有一点大编辑的架子。我们就在招待所食堂用餐，正当我要付帐时，她却抢先付款了。此事至今还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集邮博览》末任主编林轩也曾见过一面。那是1999年4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在河南郑州召开《中国集邮史》撰写工作总结会上，他那时是北京邮政周报主编，因会议安排紧凑，我们并未多谈。现在读他在《集邮博览》终刊号上的《临别感言》，心中有一种难言的苦涩。他那最后的话还历历在目：“《集邮博览》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想能否由我们为她刻上这样的墓志铭：存在过，创造过，辉煌过，奋斗过。”是的，《集邮博览》所有的读者、作者、编者都曾为它的存在、辉煌创造过，奋斗过。今日它停刊了，但我们还会继续为中国集邮的辉煌继续创造、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