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镶带钩
四羊方壶
精美程度堪称国内第一的“中华第一带钩”，底部铭文至今仍未破解的两件“光武帝刘秀御用漆器”，形状类似故宫国宝“莲鹤方壶”，身世至今仍是谜的春秋青铜器四羊方壶——这四件国宝，将一起亮相今、明两日在上海四季酒店进行的皇朝·诚铭秋拍预展。并于11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参加秋季拍卖会。届时，以这四大国宝领衔的数百件文物艺术珍品将集中亮相。
根据收藏家描述，四件国宝均是抗日战争之后从内地流传到海外的。四件文物总估价超过7000万元，是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从两位旅居海外多年的台湾收藏家手中征集到的。
九镶带钩年代难以断定
估价：2800万至3200万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九镶带钩。这只带钩长28厘米，宽4厘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带钩，被专家称为“中华第一带钩”。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沉淀，但这只带钩上镶嵌的5块纯金螭龙，依然金光灿烂，夺人眼球，而镶嵌的4块古和田玉，已经变成了枣蜜色。带钩通体用错金银工艺包裹，那细腻的线条、繁复的文饰，代表了中国古代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准。九镶带钩之名，即由这9块镶嵌而得名，我国古代，能有身份用“九镶”工艺的，只有国之君王。
然而这只带钩到底是哪位君王的用品，目前尚不为人知。
其实，这只带钩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却是带钩的原料——铁。要知道，中国大规模使用铁器是从东汉开始的。在冶炼技术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情况下，能够获取天然铁的最好途径就是陨石——尽管陨铁也极其稀少。有关专家鉴定，这只带钩所用之铁，就是陨铁。在战国和西汉早期，陨铁之珍贵，于黄金白玉何止千倍。有些专家认为带钩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因为带钩上镶嵌的是战国古玉，镶嵌的手法是战国的典型技术，白玉上的毂纹，也是战国时期最典型的装饰纹饰；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带钩上错金银的技术，是西汉早期的技术，所以带钩应该是西汉早期的产物。如此一来，九镶带钩的准确制造年代就难以定论了。
两件漆器是否刘秀御用？
估价：1300万至1700万元
两件漆器分别为彩绘错金银瑞兽纹漆簋、彩绘云气纹贴金漆耳杯。有关专家介绍，根据漆器上的纹饰判断，这两件漆器是东汉早期之物，根据款识判断，这两件漆器是汉朝皇室御用之物。目前已发现的汉朝漆器中，只有少量漆器带有底款，带有年款的就更少见了，这两件漆器堪称绝世珍品。
从漆器底部“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铭文来看，这种汉隶书体是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盛行的书体，所以可以断定这两件漆器应该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之器物。而漆簋底部的圈足都精致到如此地步，显然当时制作这两件漆器的人不惜成本，极尽奢华，而东汉中期及以后的国力，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而且，从漆簋上错金银的工艺上来看，是典型的东汉早期特征，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两件漆器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时代的皇家用品，很可能被刘秀本人使用过。但是，刘秀到底有没有使用过这两件漆器呢？目前仍无从知晓。
四羊方壶身世令人难解
估价：2200万至2500万元
四羊方壶可以说是春秋时期小型青铜器中难得的国宝精品，壶高37
厘米，宽19厘米。整体呈椭方形，有盖。壶体四面饰相互纠结的蟠虺纹；布局均衡对称。两侧面的腹部饰两对昂首、垂尾的兽。壶颈饰浮雕细镂空的回首的二兽为器耳。兽作高冠、卷尾形，整体有一种“凌于云气、入于深泉”的雄伟气魄。器耳下各铸一似虎形的怪兽。被故宫专家称为“独一无二”。四羊方壶与故宫馆藏的国宝青铜器莲鹤方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可能是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出土，后被国民党军官带到台湾的珍贵文物。
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秘书长张克晋透露，四羊方壶收藏者的父亲曾是北洋陆军第14师军官。1923年，莲鹤方壶及其他珍贵青铜器无意中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村郑公大墓被发掘出土后，正是14师后任师长靳云鹗保护了文物。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当年郑公大墓出土的文物，被保存在北京、河南、台北三地，并无遗失。显然，这只四羊方壶不大可能是郑公大墓出土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显示，李家楼村附近存在一个春秋古墓群，这只四羊方壶会不会是周边其他古墓中出土的呢？它又是如何流散到市场中的呢？这还是个谜。（记者 冯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