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能赚大钱？”三十年前，若有人这么想，一定引来周围人的嗤之以鼻。作为传统修身养性的载体，艺术创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获得额外的关照。不过，一切内在的演变却在悄然进行着：艺术氛围的改变，艺术家观念的转变，购藏者审美的延伸，国外转移资本的青睐……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兴艺术市场逐渐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1979年：艺术市场的“星星之火”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新职业：北京人管它叫“提楼”。这是一些广州的商人，他们最先看到香港同胞收藏古董、书画的繁荣景象，于是从广州赶到北京、江浙一带及湖南等地搜索古董，再转卖给港台商人。
虽然经过十年“文革”，艺术市场百废待兴。但有幸的是，农村的古董资源依然丰富得超出想象。祖传的、出土的，甚至一些家庭里日常使用的茶壶和椅子，都是有些岁月的。一些城里古董店重新开张，腿脚麻利的小贩，从农村孜孜不倦地运送着资源到城里的古董店，古董店的老板又把它卖给“提楼”，“提楼”又将这些东西卖给港澳台的商人，商人又卖给藏家，或送往拍卖，如此周而复始。1980年，香港举办了一次书画艺术拍卖会，大量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的作品出现，一幅差不多只值3万港元左右。
而内地年轻的艺术家们，则开始集体进入整个理想而充奋的“80年代”。“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三大美院恢复招生，第一届学生中，包括罗中立、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等人，如今他们已成为中国油画艺术的中坚力量。而栗宪庭，当时刚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进入《美术》杂志任编辑。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与栗宪庭、高名潞等人不遗余力地推介息息相关。此时，也有越来越多境外艺术市场的消息传到境内：纽约许多现代艺术家“一夜成名”，日本人把凡·高的画炒到天价……这些都让“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艺术家看到了未来的“星星之火”。
1985至1989年：蕴藏的市场潜力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中国画运动之后，由于水墨画对介入现实出现了明显的滞后与保守，原先占据艺术市场主体地位的水墨画，逐渐走向滑坡。与此同时，作为舶来品的油画，逐渐成为新的艺术审美替代物。
但当时的绘画仍然廉价，很多画家为展览所绘画的作品，最后都丢弃在展览方。罗中立80年代的名作《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时，获得了200元的稿费，都让画家喜出望外。
直到1989年，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宋伟的个体户，他资助的现代艺术展开启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品的好时光。那天下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现代艺术展”的画家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栗宪庭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溃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
王广义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王广义一行十多个人，去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当天，一个叫宋伟的个体户，展览结束后买下王广义、丁方、张培力等人的作品，王广义把一张当代伟人的画卖给了他，得到了一万块。对当时这些潦倒的“转型艺术家”们来说，一万元价值可想而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到了今天，那段时期的艺术品仍是外国藏家争先购买的对象，但是大部分作品如今却不知下落。
1993年：艺术拍卖时代来临
1993年之前，要想买好的艺术品或文物，藏家除了携带犀利的目光去古玩市场淘宝外，也就只有广交会和综合性拍场偶尔能觅得良品。一个叫祝君波的上海人，改变了艺术商人和藏家长期混迹各类杂乱古玩市场的格局。1993年6月20日，在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国内举行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个专场拍卖会。这是老牌古玩商店朵云轩和它的总经理祝君波推出的产物。一切显得杂乱：著名的书画大师谢稚柳上台举拍卖槌，看热闹的远过于买东西的，拍卖图册错漏百出……
尽管混乱无度，但是效果出奇的好：第一幅拍品就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最终以人民币12.5万元为香港藏家张宗宪收藏，一个开门红；拍卖现场高潮出现在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当时人民币100万元起标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竟标攀升到了143万元，最终这幅张大千的名作以当时的天价143万元成交，也为港台藏家收走。在那个年代，内地少有人把艺术品当作投资品。
“拍完后，朵云轩所有人都傻了：拍卖成交总价为830万元，成交率高达75.4%，要知道当年朵云杆一年的利润只有6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