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纸币上都有印鉴或主管签名。不管清代、民国或新中国发行的五套纸币,大部分纸币上盖有银行主管部门的方形(个别的也有圆形)印鉴,或者行长、总裁、经理或董事长亲笔签名,一般又都盖印或签名在纸币的正面。
但是,也有例外。笔者就曾收集到一张1940年日伪统治厦门期间,由殷雪圃受敌伪之命,与陈长福、金馥生等人发起组织的厦门劝业银行纸币,就没有印鉴或签名。
该币面额伍角,正面中央上方刊写“厦门劝业银行”行名,下方右侧椭圆形花饰内的图案是闽南名刹——厦门南普陀宝殿图景,左侧和四角花饰内是纪值“伍角”二字;背面花饰内用英文、中文、阿拉伯文刊写前面中文内容,编码是A001070C,票幅6.5厘米×13.2厘米(见图)。
综观这张日伪时期统治厦门发行的商业纸币,正面和背面均找不到印鉴或行长、总裁、经理或董事长的签名,不知是有意,还是漏印。目前,这张日伪纸币已成为笔者刻意收藏的“趣味品”,并把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操纵和垄断厦门一带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的见证。
但是,也有例外。笔者就曾收集到一张1940年日伪统治厦门期间,由殷雪圃受敌伪之命,与陈长福、金馥生等人发起组织的厦门劝业银行纸币,就没有印鉴或签名。
该币面额伍角,正面中央上方刊写“厦门劝业银行”行名,下方右侧椭圆形花饰内的图案是闽南名刹——厦门南普陀宝殿图景,左侧和四角花饰内是纪值“伍角”二字;背面花饰内用英文、中文、阿拉伯文刊写前面中文内容,编码是A001070C,票幅6.5厘米×13.2厘米(见图)。
综观这张日伪时期统治厦门发行的商业纸币,正面和背面均找不到印鉴或行长、总裁、经理或董事长的签名,不知是有意,还是漏印。目前,这张日伪纸币已成为笔者刻意收藏的“趣味品”,并把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操纵和垄断厦门一带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