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收藏 资料图片
编者按：在两位美国汉学家回顾的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史中，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它异乎寻常的丰富，一是它屡遭涂炭的命运。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周期性的现象。而令人惊异的是，故宫馆藏文物却大多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中国皇家收藏传奇》一书中，讲述了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的这种举动是在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到台湾去，也是在告诉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岗位。
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进入北平，总司令便立即布置军事占领故宫博物院,在行政管理上，中共的过渡政府马上接管故宫。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中国新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珍宝从南京装船运到了北京故宫，最后在南京只留下2211个箱子。因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再加上作为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皇家收藏一度存放于此，所以南京博物馆被赋予“博物院”这个特殊的称谓。中国的其他博物馆里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见这个称谓的特殊性。
1999年，故宫要求南京博物院归还剩下的2211箱文物，却遭到委婉的拒绝，南京博物院认为自己毕竟已经精心收藏这些宝物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故宫的文物又已经很多了。
文化部新成立的文物局在文物回收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文物局聘请了上海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即张葱玉，后者又请来了艺术鉴赏家徐邦达。此后，徐邦达在收回故宫遗失文物、恢复馆藏方面功绩卓著。
故宫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来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征集组包括许多知名专家，他们被分为5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5个小组是：玉器乔有声、陶瓷 孙瀛洲和耿宝昌 、铜鼎 王文昶 、书画 王以坤和刘九庵 和碑帖 马子云 。
为了恢复馆藏所收回的文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显然是1924年溥仪及其随从逃离紫禁城时从故宫携带出去的文物。当年，在被迫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和溥杰兄弟选了一些便于携带的最宝贵的艺术品和珠宝，偷偷夹带出宫。
溥仪的侍从曾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里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1945年年底，占领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的“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溥仪沦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相应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溥仪和那些文物。这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一共有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黄玛瑙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太后的贵重饰品。
当时，杨仁恺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博物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国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原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后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里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万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付给他提出的价钱。
除了加紧对“东北货”的追踪，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徐邦达和文物局的工作是接收这些上交的文物，负责鉴别其真伪，并将各件文物登记造册。他们通常在地处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的团城里做这项工作。
1992年徐邦达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建国初期故宫博物院征集艺术品的其他几种办法。在紫禁城一个门洞上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小房子里，徐邦达和张珩对人们带来的数量多得惊人的书画进行鉴定，这些人都愿意用其艺术品换取迫切需要的现金。每天从早到晚，徐邦达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文物中搜捡出最好的部分，把价钱压低，获得上级领导的批准后，付钱买下来。
第二个方法是从一些单位、古玩店、拍卖公司和个人手里赎买文物。徐邦达组织了—个专家组包括唐兰、陈万里和朱家溍，奔赴全国各地去寻找和赎买文物。他们把目标主要集中在长春、大连、沈阳、天津、上海、苏州以及香港等地。另外，北京琉璃厂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里的古董店和古玩铺是国宝的另外一个藏身之处。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国内共收购了53951件文物，其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
在香港赎买文物则颇多障碍，因为当时这里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文物价格也比内地高很多。许多从故宫流失到香港的稀世珍宝的价格更加昂贵，在一些大的英国拍卖行里拍卖。1951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文物局组织特派专家组去香港。他们随身携带着政府筹集的大笔钱款，目的是想尽办法买回从故宫流出的一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
这个专家组于1951年12月抵达香港，成功地买下了两幅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作品，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两件作品上都有宋徽宗的印章和亲笔题词，乾隆皇帝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人收藏，曾存放在故宫养心殿内的书房里。除了赎回这两幅价值连城的作品外，专家组还买下了据说作者是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以及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第三个途径是个人的捐赠。许多家庭自愿捐献出了自己的收藏品。例如，1926年至1936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10年的朱幼平朱文军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文物，包括许多家具、书籍、碑帖、绘画、青铜器以及玉器。1953年，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朱家氵晋与其兄弟一道，将父亲收藏的700件碑帖捐献给了故宫。
第四个来源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自己酷爱并收藏了许多古代的书法作品，同时也有一些绘画作品。他在20世纪50年代捐了不少给故宫博物院，包括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书法作品《上阳台帖》和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
收回故宫散失文物的第五个方法是号召海外华侨。如韩槐准先生是旅居新加坡的商人和瓷器鉴赏家，他经常为中国国宝流失海外即使有些也得到了妥善的保管，陈列在博物馆而痛心疾首。他不惜变卖家产，奔走于香港地区、东南亚及欧洲的各大拍卖行，想尽办法收购故宫文物。在60年代早期，他回到祖国定居，并将自己搜罗到的2000件文物悉数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美籍华人杨令茀女士是一位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她身居海外，却心系祖国，与宋庆龄女士有书信往来。1949年后，宋庆龄选择留在大陆，令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惊愕不已，她在吸引旅居海外的华侨返回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杨令茀致函周恩来总理，表示愿返乡定居。遗憾的是，她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并不幸客死他乡。不过她在遗嘱中声明，要将其收藏品运回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杨令茀的胞侄杨通谊、侄媳荣漱仁秉其遗嘱专程赴美，费尽周折，终于将杨今茀女士收藏的百余件绘画、玉器等文物运回了中国。
此外，恢复故宫馆藏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如罚没、扣留外国驻华机构在中国非法收集的文物。例如，20世纪40年代晚期，在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国民党海关将德国德孚洋行、德华银行非法收集的中国文物31箱计1136件予以扣留，又将原美国华语学校非法收集的文物19箱计21749件予以没收，这些文物原来寄存在故宫博物院，1974年正式拨交为故宫藏品。根据1999年对故宫馆藏所做的一项权威研究，海内外个人向故宫博物院捐献的文物达21875件。
以上所述的各种方法成绩卓著，从1949年以来，一直到198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60周年时，故宫的馆藏文物累计达上百万件。到2000年，共收回文物24万件。但是，据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估计，到2004年，在故宫所藏的100万件文物中，大约有25万件需要修补主要是手抄本。（潘利侠 刘继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