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翻过编号82到85那套《赤脚医生》邮票吗？四张，全是八分钱，加一起三毛二。1974年6月26号发行的，为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九周年。
我就是从那会儿过来的。1968年，我十八岁，初中毕业回到大队，被选去县里培训了四个月，回来就成了村里第一个“赤脚医生”。药箱一背就是十年。
你看第一枚，编82“预防”。画面上一个女赤脚医生，戴着军帽，在一排向日葵前面给孩子们打预防针。那种场面我太熟了——那时候预防针就那几种，天花、麻疹、小儿麻痹。我背着药箱挨家挨户地走，把孩子叫到院子里，袖子一撸，针头一扎。孩子们哭，家长在旁边哄。打完针，在大队本子上记一笔。那时候没有什么冷链运输，疫苗用保温桶装着，我骑自行车去公社卫生院取，骑回来满头大汗，生怕温度超了。现在想想，多悬啊。可那时候就那么干的。一个孩子都没出过事。
第二枚，编83“出诊”。赤脚医生背着药箱、挎着斗笠、拿着手电筒，夜晚顶风冒雨涉水过河。看到这枚邮票我就想起1972年夏天的那场雨。连下了三天，村里的路全淹了，河水漫过了桥。半夜有人来敲窗户，说隔壁生产队老张家的媳妇要生了，难产。我抓了药箱就往外跑。水没到膝盖，手电筒的光照出去全是雨丝。到了老张家，鞋子都没了，光着脚踩在泥地里接生。孩子生下来，母子平安。老张媳妇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就知道没事了。咱光着脚走路的声音，她们认得。
第三枚，编84“采草药”。两个女赤脚医生背着药筐、拿着锄头在崇山峻岭间采药。那时候西药缺啊，青霉素、链霉素金贵得很，普通感冒发烧，哪舍得用？靠的就是“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我们上山采过柴胡、板蓝根、金银花、蒲公英。采回来洗净晾干，自己炮制。什么病用什么方子，都是培训时候学的，加上老中医口传心授。说实话，水平有限，但对付头疼脑热、拉肚子、跌打损伤，管用。农民信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一年到头脚踩泥巴、手沾牛粪。我们是医生，也是农民。
第四枚，编85“治疗”。画的是田间地头，赤脚医生给劳动中突然发病的农民诊治。这更是家常便饭。大夏天在地里锄草，有人突然中暑晕倒。我放下锄头就跑过去，掐人中、喂水、用草帽扇风。有人在工地砸伤了脚，我背着药箱往工地跑。赤脚医生没有固定诊室，田埂上、打谷场边、社员家的炕头，都是我们的“诊室”。只要有人喊一声“大夫”，放下手里的活就走。
1965年6月26号，毛主席听了卫生部的汇报——当时全国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百分之七十在大城市，农村只占了百分之十。毛主席拍了桌子。他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还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六二六指示”就这么来的。
后来全国一下子冒出来一百五十多万赤脚医生，生产队还有三百九十多万卫生员和接生员。加上合作医疗和农村保健站，三样东西凑齐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就这么奇迹般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三十五岁，增长到1981年的六十七点八八岁。
这套邮票发行那年，我二十五岁。在供销社柜台里看到这四张邮票的时候，我愣了好一会儿。邮票上那个背着药箱、打着手电、蹚水过河的人，不就是我吗？
现在这套邮票市价也就一两百块钱。不值什么大钱。可每次翻到这四张票，我就想起那些年——雨夜里蹚过的水、深山里采过的药、田埂上扎过的针、那些半夜来敲窗户喊“大夫救命”的声音。那十年，苦是真苦，一个月拿着大队给的几块钱补贴。可值也是真值——整个村子几千口人，头疼脑热、生孩儿有病，全指着你。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一辈子忘不了。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话糙理不糙。农民需要的不是什么高精尖，是有人在他们生病的时候能来看看、能给点药、能扎一针。赤脚医生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在最穷的地方，用最简单的办法，让最苦的人看得上病。
四张八分钱的邮票，把我们这一百五十万人最苦最值钱的十年，全装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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