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5年生人，属羊。邮票这东西，打我记事儿起就在家里见过。我爹在厂里当工人，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准会从邮局带几张新票回来。时间长了，攒了好几本。那时候我不懂，就觉得花花绿绿的好看。1964年5月1号，我正上小学三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回家，看见我爹坐在八仙桌前，手里捏着两张新邮票翻来覆去地看。我书包一扔就凑过去了——纪10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张，是马恩列斯四位伟人的侧面头像。马克思的大胡子、恩格斯宽阔的额头、列宁那标志性的领结、斯大林浓密的头发和胡子——四个人的轮廓刻得清清楚楚，线条特别硬朗。他们背后是数面红旗，红得扎眼。万维生设计的，用的是木刻技法。什么叫木刻？就是拿刀在木板上刻出来的。您看那线条，虚虚实实，黑的白的红的，反差大得很，看着就有一股子力量，好像要从邮票里冲出来似的。第二张，是红旗下面的人群，工人、农民，攥着拳头、振臂高呼，胳膊粗壮，胸膛挺得老高。
我趴在桌边问我爹：“这是啥意思？”他把邮票翻过来，指着背面的字跟我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咱们是工人阶级，全世界的工人是一家。”那时候我9岁，不太懂什么叫“全世界是一家”。但我看懂了那画面里的劲儿——那些人，跟我在厂里看到的我爹和他的工友们，是一样的。膀大腰圆，嗓门洪亮，干起活来不要命。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1964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不久，全国上下憋着一股劲儿要翻身。厂里的高音喇叭天天放《国际歌》，大人们下了班也不急着回家，开学习会、读报纸、讨论国家大事。我爹常说一句话：“咱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说这话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那种自豪感，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那会儿厂里搞技术革新，我爹和几个工友连续一个月泡在车间，硬是把一台老旧的机床改造成了半自动的。厂里敲锣打鼓给他们送锦旗，我爹回家一句话没说，把锦旗往墙上一挂，第二天照常上班。那代人就是这样——干活拼命，从不邀功，觉得为国家出力气是天经地义的事。
纪104这套票，说到底是给“五一”国际劳动节出的。可它选的这个题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太大了，大到能装下整整一个时代人的信仰。那时候的人信什么呢？信劳动最光荣，信工人阶级能改造世界，信全世界受苦的人终有一天会翻身做主人。您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悬，但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是真的。是真真切切活在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心里的。
说实话，这套票现在市价不高。信销票几十块钱一套，全品新票也就几百块。跟猴票没法比，跟梅兰芳更没法比。但对我来说，多少钱都不重要。每次翻开集邮册看到这两张票，我就能想起1964年的那个傍晚，我爹粗糙的大手把邮票递给我，跟我说“全世界的工人是一家”。那双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机油——我爹在车间干了一辈子，退休那天手上还是那个样子。
前两年我孙子翻我的集邮册，指着纪104问我：“爷爷，这上面画的是谁啊？”我告诉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全世界的工人农民。”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理解这套邮票的分量，就像9岁那年的我，也不完全懂我爹说的话。但没关系。邮票的好处就在这里——它替你记着。等有一天他长大了，再翻开这套票，兴许就能明白，他爷爷那代人的心里，曾经装着一个多么大的世界。
那是一个相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那种相信，让一群吃不饱饭的人挺直了腰杆，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废墟上站了起来。那种精气神，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傻，可没有那股傻劲儿，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一毛六的面值，几十块钱的市价。可这套邮票在我这儿，是无价的。它把我爹那一代人的青春、信仰、流过的汗、挺直的腰板，全装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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