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8日，妇女节。那天我正在读小学，放学路过供销社，看见柜台里多了一套新邮票。六枚，全是女同志。当时也不懂啥叫“特种邮票”，就觉得画得真好看——有开拖拉机的，有收粮食的，有摘棉花的，有抱着果筐的，还有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的，最后一枚是个扛枪站岗的女民兵。全套面值四毛八分钱。我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套。
后来才知道，这套邮票叫特64《人民公社女社员》，设计者是卢天骄——中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家。那会儿没有“三八妇女节”发纪念邮票的说法，但这套票选在3月8日发行，意思明摆着——就是给全国妇女过节用的。当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同志还专门题了词：“中国妇女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各种岗位上，不断地发挥着积极性和创造性，越来越起着重要作用。”
六枚邮票，六个画面，搁今天看，就是一部196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纪录片。
第一枚“拖拉机手”。 一个女同志端坐在驾驶台上，戴着手套，握着方向盘，头巾和额发被风吹得往后飘。背景是辽阔的天空和飞雁。画面只截取了拖拉机驾驶位和后轮——这就好比电影里的特写镜头，让你一眼就看见她脸上那种当家做主的神气。那会儿农村能看到拖拉机都不容易，更别说女同志开了。开拖拉机是技术的象征，是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标志。我母亲后来跟我说，她们生产队第一台拖拉机就是女同志开的，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去看，比过年还热闹。
第二枚“粮食丰收”。 金黄色的稻田里，一位女社员头戴草帽，脖子上搭着擦汗的毛巾，正在用力捆收割下来的稻谷。画面上颗粒饱满，沉甸甸的。她满脸是汗，但笑得特别踏实。我母亲每年秋收就是这个样子——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脸上永远是笑着的。那时候的丰收，是真的一镰刀一镰刀割出来的。
第三枚“棉花丰收”。 棉田里银花朵朵，一位女社员腰间的布袋已经装满了棉花，满得腰都弯不下去了。她左手提着布袋边，右手又去摘一朵刚绽开的棉花。我至今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拾棉花，手指头被棉壳扎得生疼。但邮票上的她，眼里只有丰收的欢喜。
第四枚“果子丰收”。 南方果林里，梳着长辫的姑娘把装满水果的筐子扛在肩上，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正小心翼翼地托着一个大果子，生怕碰伤了它。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太熟悉了——我父亲摘苹果的时候也是这样，摘下来轻轻放进筐里，像抱孩子一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枚邮票是整套的“筋票”，发行量仅400万枚，比其余五枚的600万枚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枚“学习”。 芭蕉树绿荫下，一个胳膊上挎着草帽的姑娘，一边走在出工的路上一边看书。您想想那个画面——上工路上还在读书，边走边看。那会儿农村扫盲刚刚铺开，能认字、能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这枚邮票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一点——它没有画坐在课堂里读书，而是画了一个走在田埂上、边走边读的姑娘。干活和读书，在她身上是一回事。
第六枚“民兵”。 大海边，一位女民兵腰系弹带，手持钢枪，警惕地巡视着海疆。脖子上的黄纱巾被海风吹起来，又柔又刚。那个年代的农村，女民兵是很常见的事。白天是拿锄头的农民，晚上是抗枪的民兵。保卫祖国不分男女，这句话不是口号，是真事。
六枚邮票，全是8分钱一枚。全套四毛八。在那个工人月薪三四十块钱的年代，四毛八不算便宜，但也绝对不算贵。发行量除了“果子丰收”是400万枚，其余都是600万枚。搁今天看，这发行量算少的，但那时候是真拿来寄信的，消耗掉了不知多少。
有人说这套邮票是“宣传品”。是，它确实是。但您别把它仅仅当成宣传品。它记录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阶段——几亿农村妇女，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庭、走进田间、走向社会。她们扛起了生产的大半边天，也扛起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我母亲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她不识字，但她会开手扶拖拉机；她没出过远门，但她知道棉花什么时候该摘、麦子什么时候该割。她一辈子没说过什么漂亮话，但她用一双手养大了我们几个孩子。每次翻到特64这套邮票，我就想起她——想起她头上搭着毛巾、弯着腰在田里干活的样子。
这套邮票现在市价大约一百到二百元一套，视品相而定。贵吗？不算贵。便宜吗？也不算便宜。但说实话，多少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次翻开它，那六个画面就活过来了——开拖拉机的、割麦子的、摘棉花的、扛果筐的、边走边看书的、扛枪站岗的——她们全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影子。
四毛八分钱，买不来什么大东西。但1964年的那套邮票，替几亿农村妇女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剪影。那个时代有苦有累，但她们是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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