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持续碰撞交融,中外文明往来亦日趋繁盛。后世令人向往的盛唐气象,正是这数百年间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积淀升华的结果。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玻璃重器——鸭形玻璃注,作为馆内镇馆瑰宝之一,它映照出千年丝路的繁华印记,也将见证新时代“一带一路” 续写更多文明传奇。
异域珍品 神韵灵动
这件玻璃器,长约20.5厘米,腹径约5.2厘米,体横长,形如鸭子,因此被称为鸭形注。其流口扁嘴大张,长颈、鼓腹,身后拖着一条由粗到细的长尾,尾尖略有残损。整体为淡绿色透明玻璃质地,中空可注水,姿态灵动,设计精巧别致。
鸭形玻璃注,以无模吹管法成型,并在成型后采用粘贴法,将玻璃条盘卷对颈部、背部和腹部进行细部装饰:环颈部饰锯齿纹带,象征鸭颈的花羽,背部则以玻璃细条粘出雏鸭式的三角形双翅,腹下两侧又各粘一段“之”字折线纹以拟双足。同时,其腹底正中还贴有一块平整的饼状圆玻璃,作为唯一的支撑点。
整件鸭形玻璃注,不刻意追求写实描摹,只提炼鸭形典型体态,以简约造型勾勒神韵。从工艺上看,它的吹管、剪引、热贴等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顶级的玻璃烧制工艺。其造型塑造必须拿捏在玻璃“不流不凝”的瞬间完成,拉制细玻璃条、趁热粘贴装饰,则要全凭经验在炉前一气呵成。整套工序至少需要一位工匠搭配一名助手默契配合、娴熟协作才能完成。
这件造型生动且独特的鸭形玻璃注,1965年9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镇北燕天王冯跋之长第、宰辅重臣冯素弗之墓,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迄今为止全世界仅此一件,是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64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之一。现在,这件器物在辽宁省博物馆三楼基本陈列“古代辽宁”展览中长期展出,是观众必看的明星文物之一。
何方来物?有何妙用?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早期,玻璃制作难度大且成本高,属顶奢珍品。西周至汉代,我国自产的玻璃以铅钡成分为主,透明度低,多用于仿玉饰品或丧葬明器。西汉中期,罗马玻璃输入中国,凭借壁薄质轻、晶莹剔透的特质,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还一度成为贵族斗富的宝器。
经扫描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能谱仪的无损检测分析,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均为钠钙玻璃,又根据吹管成型、口沿内卷成环状、热贴玻璃条等制作工艺特征,可以确定,这批玻璃器不是产自中国,而是产于地中海一带的罗马帝国。吹管玻璃成型法,公元前1世纪由古罗马帝国玻璃工匠创造,是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

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有一条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草原丝绸之路。据学者们研究推测,这些玻璃器应该是由活跃在蒙古高原的草原汗国柔然带入冯氏北燕的。柔然从5世纪初开始,曾掌控着当时草原丝绸之路北道的核心路段与西域绿洲节点,其对丝路的保护与经营,保障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畅通,鸭形玻璃注这样的罗马玻璃器才得以沿草原丝路传入中国东北。这些玻璃器极易破碎,跨越万里从异域来到辽西,作为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随主人埋入地下1500余年,竟能保存得如此完整,可谓奇迹。
那么,如此罕见的鸭形玻璃注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件鸭形玻璃注是一件欹器。欹器,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特殊力学结构的盛水器,利用重力与平衡原理实现状态的自动切换。最早记载见于《荀子•宥坐》,称其“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即空置时会倾斜,注水至一半能直立,注满时则倾覆,非常形象地诠释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哲理。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常将其置于座右以戒满防覆,其意义与后人置座右铭相类似。
鸭形玻璃注的构造与古代文献记载的欹器相似,它的重心在前,头重尾轻,未注水时,器身不稳,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重心后移,才能得以放稳。有学者曾依据此特点,认为它具备欹器的功用与寓意。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可能是装某种固体或液体的容器。
公元1世纪,古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地区曾流行一种鸟形玻璃器。这类器物器壁很薄,喙和尾部细长,以抽象手法勾勒出鸟的形态。可令人疑惑的是,出土的鸟形器,尾部皆已残碎,且从未发现过这种玻璃器的口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认识到它的用途:罗马人将珍贵的物品储藏于器内,再用火焰将鸟形玻璃器的尾部封住,需使用里面的物品时,将尾部打断,形制功用十分类似现在储存药品的安瓿瓶。目前,不同地点出土的鸟形器中,器内已经发现的残留物有固体的化妆品,及葡萄酒、玫瑰精油等液体。
冯素弗墓出土的这件鸭形玻璃注,在造型上与公元1世纪罗马玻璃器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器型上差别很大。鸭形器张开的鸭嘴,是容器的口部,而1世纪的罗马鸟形器是没有口沿的全封闭容器,直到2世纪初,开始被有流口的鸟形器所代替。这种开口的器型与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玻璃注更为接近。

不过,关于这件器物的具体用途与文化内涵,学者们虽探究颇多,目前却依然未有统一定论。如今,它只静立于展馆的柔光里,任人们去想象它的来处与行途,及那千里辗转中的聚首和分离。
“渐慕诸夏之风”与文明交融共生
北燕,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割据政权之一,是由汉人冯跋在慕容鲜卑前燕、后燕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冯素弗墓是辽宁地区最早发现的有明确纪年可考的慕容鲜卑时期贵族墓葬,为我国十六国时期的重要考古遗存。墓中除罗马玻璃器外,还出土一件具有典型鲜卑文化特点的金步摇冠饰,可惜冠已不存,仅存笼冠的十字梁架和冠顶伸出的一枝步摇花。

金步摇是慕容鲜卑特有的一种冠饰:以花树状枝干上缠绕小环,环内系桃形金叶片而成,目前在辽西地区的朝阳、北票等地出土较多。这种金步摇源于西亚,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传入,流行于辽西地区,成为三燕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并经辽东半岛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金步摇借鉴了西方的金属摇叶装饰,又通过与汉式步摇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了这种独具风情的冠饰。
国家宝藏(融合交流)3克金币上的这件花树状金步摇,1957年出土于辽宁北票房身村2号晋墓,通高27.3厘米,系锤鍱制成,其基部为长方形,中间凸起一脊,两侧为透雕云纹,周边饰粟粒纹。基座四角(一角残缺)各有一穿孔,其上部有16条分枝,每条枝身缠绕多个小环,环内穿桃形摇叶金片数枚,整体形似一棵枝叶繁茂的扇状花树,设计十分精巧。
《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涉归受封单于后,率部迁居辽东一带,自此部族主动吸纳汉地典章文明,开启了鲜卑汉化、胡汉交融的历史进程。北燕贵族承袭慕容鲜卑文化传统,将异域金工技艺、草原游牧意象与华夏冠服制度融为一体。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尽管分裂割据,战乱不断,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民族的融合。曾定都龙城的前燕、后燕、北燕的历史以慕容鲜卑文化为主体,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进程中,在汉与鲜卑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辽宁省朝阳地区考古出土的这些玻璃器、金步摇等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草原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与贸易交往的重要物证。(作者为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