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藏品中，三枚魏晋时期的金印弥足珍贵：
“魏归义氐侯”金印，时代为三国魏，印面边长2.25厘米，高2.5厘米，刻阴文小篆“魏归义氐侯”五字。
“晋归义羌侯”金印，时代为晋，印面边长2.3厘米，高3厘米，刻阴文小篆“晋归义羌侯”五字。
“晋归义氐王”金印，时代为晋，印面边长2.3厘米，高3厘米，刻阴文小篆“晋归义氐王”五字。
三枚金印都出土于甘肃省西和县，均为驼钮，驼呈跪姿。东汉、魏和西晋时期，中央政权颁赐给匈奴、羌、氐、鲜卑等西北少数民族首领的宝印，绝大多数都使用驼钮，唐以后才彻底不再沿用此制。三印印面文字均为三列五字布局，朝代名称“魏”或“晋”字独占一列两字位置，印文字体方正、布局严谨、笔画平直，整体疏密得当、协调美观，呈现出典型的官印风格。这三枚金印形制虽小，却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印为凭信 证鉴文明
印章与人类文明发展相伴，中西方印章在起源及发展上，各自沿循了迥异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印章起源自商代，定型于秦汉，春秋战国时就已大量使用，多被称为“玺”或“章”。其材料多为铜质，印文内容以文字为主，普遍遵循汉文布局范式，形制以正方形最为常见。少量印章以金玉为材质，更是尊崇、荣耀和威权的象征。
西方早期的印章出自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爱琴海区域等古代文明，这些文明距今3000至4000年或更早，形成了图章印和滚筒印两种基本形式，主要用于标记私人物品的所有权或者作为族徽及护身符使用。这类印章也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的拓展而进一步向大印度河流域、西亚（阿富汗、伊朗）等地传播，也曾影响到我国塔里木盆地等地。
以金为尊 彰显权威
归义，是汉魏六朝时期中央王朝给边疆民族首领的专用褒奖封号，核心内涵在“归顺中央、认同正统”。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 、金石学家罗福颐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 便将归义印归于“两汉颁给兄弟民族的官印”类目之中。
考古发现的少数民族归义印，有金、铜两种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汉归义羌长”印，青海大通出土、同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均为铜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中，收录晋代少数民族官印235方，绝大多数都为铜质。
金印通常为册封边疆少数民族王侯的高阶凭信，数量稀少。我国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均有金印出土，“晋归义羌王”金印，出土于甘肃靖远，驼钮，阳文篆书；而“晋蛮夷归义侯”金印、“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文帝行玺”金印则分别出土于湖北恩施、重庆奉节和广东省广州市的南越王墓。
其中，“文帝行玺”金印印面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印文为阴刻小篆，印钮呈龙形，龙昂首，龙体盘曲成S形，鳞爪俱全，形态生动。这枚金印既体现了汉室对南越王一脉的亲眷之恩，也是授予其代行皇室威权、镇抚一方的权力。
汉代藩属册封金印中，以“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金印最为著名。“滇王之印”，为西汉时期文物，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这枚印以纯金铸造，正方形印面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蛇钮采用分铸焊接工艺，蛇首昂扬，背部饰鳞纹；印文以篆书白文阴刻滇王之印四字。“汉委奴国王”金印，于1784年2月23日出土于日本九州福冈博多湾志贺岛。其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34厘米，通高2.236厘米，印文“汉委奴国王”五字分三列排布，为白文阴刻篆书。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光武帝赐此印于倭奴国，这也是中国史书对倭奴国（日本）最早的明确纪年记载。
“归义”为荣 交融大同
归义印的出土地域分布广阔，北及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西抵塔里木盆地，南达云贵高原；获颁授归义印的少数民族有匈奴、羌、鲜卑、氐、乌桓、賨、蛮夷、邑、胡等，与汉晋时期民族分布交融的历史地理格局大体一致，体现和印证了汉晋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
甘肃省博物馆藏“魏归义氐侯”金印，与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封赐陇南一带氐族部落首领有关。东汉末年，陇南地区为氐族部落聚居地，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记载，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今甘肃甘谷）。《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五》卷73亦载：“武都氐王符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之后，杨氏在西和县一带建立仇池国，疆域覆盖今陇南及川北地区。该政权由前仇池国、后仇池国及分支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组成，被视为延续性的地方割据政权。
“晋归义羌王”金印和“晋归义羌侯”金印的发现地分别为甘肃省靖远县和西和县，汉到十六国时期，关中以西的陇东、陇西地区一直是羌族徙居之地。悬泉汉简、湖北荆州谢家桥汉简中均有《归义簿》文书遗存，汉代律法规定，中央政权对归附的少数民族户口数要进行登记、纳入管理。这两枚金印有力地说明，西晋承继东汉旧制，延续了封赐羌族部落首领为王的制度。
早在夏、商、周治理四方部族时，除安抚、羁縻和扩土征讨外，文教就已是重要方略。周的民族政策中，即有因俗而治、怀柔兼容的治边理念，奠定了后世协和族群、包容边民的政治传统。两汉时期，儒学成为思想正统，社会崇尚仁义道德，《礼记·中庸》便有言：“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儒家所倡导的“义”，蕴含着大义、正义、公允、守礼的精神内核。及至魏晋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由氐、羌建立的前秦、后秦等北方割据政权吸纳中原典章制度与儒家文化，都曾采用“归义”封号以安置部族。这种根植于华夏文脉与儒家伦理的道义观，正是汉晋归义册封制度的内在意涵。
文化包容和族群认同，历经百年岁月淬炼逐步成形，共同奋斗、共同开拓、共同发展渐成各民族共识。“归义”二字，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轨迹，归义印的颁授，既体现了中原王朝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优势而确立的华夏正统地位和文化自信，也顺应了边域各族研习中原文化的愿望诉求。正是在长期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互鉴之中，中华民族深度交融的历史大势波澜壮阔、浩荡向前，融贯于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历史长河。
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