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自古便是华夏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祥瑞象征之一。它不仅是农耕时代的忠实伙伴、驰骋沙场的无畏战友，更是深深融入我们文化血脉的精神图腾。《诗经》中“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的记载，就已将地支“午”与骏马紧密相连，奠定了生肖马文化的悠久根基。
在十二生肖中，马的形象独具磅礴气势，是唯一被赋予“奔腾不息”精神象征的动物。从伏羲时“龙马出河”负图而出的创世传说，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喻示的龙马精神，马不仅承载着“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的文化寓意，更是从最初的驯化开始，便成为人类文明演进最亲密的见证者与伙伴。
驯化之路：从黑海草原到中原战场的千年历程
现有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对马的驯化最早出现在约5500年前的黑海—里海草原。在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最早的驯化证据：马骨上的切割痕迹显示人类食用马肉，陶器残片上的马奶脂肪酸表明人类饮用马奶和食用马奶制品，而马牙磨损形态则印证了它们已被套上衔镳被人类役使。马的速度、耐力和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都是马能够超越“工具”而成为人类伙伴的重要原因。马的驯化，标志着人类首次获得超越自身体能的移动能力，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由此突破地理阻隔。
在中国，马的系统化役使大致始于商朝晚期。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相对湿热，而野马喜欢凉爽干燥的环境，本地野马种群规模有限，因此马的驯化和大规模圈养都难以实现。这也是明明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用车的痕迹，却直到殷墟文化时期才开始出现马车遗迹的原因之一。殷墟出土的车马坑和甲骨文的记载显示，当时马匹主要用于牵引战车，并“参与”战争。恰恰因为马饲养起来的难度颇大，纵贯殷墟商人全部生活的祭祀活动并没有马的参与。商人用牛羊祭祀，甚至以人为牺牲，就是不用马祭祀，大概也能说明马在当时的珍贵程度。
西周灭商之后，实行全新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一方面，为维护天子权威和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建立了以马为牵引、以战车为核心的强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马和马车也成为新等级秩序中身份与权力的重要标志，祭祀、朝觐、出征、婚丧等活动中所使用的车马数量、规格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这两者极大地刺激了对马匹的需求，养马已成为国家的重要事务，秦人的先祖就因善于养马而见喜于周天子，进而受封为诸侯。
这种由制度催生的巨大需求，造就了马长期作为权力符号的特殊地位。在驯化初期，马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饲养一匹马的草料消耗相当于5个人的口粮，而训练战马需专人负责，成本极高。这种稀缺性，使马成为权力的直接象征。商朝的殷墟遗址中，贵族墓葬必殉车马，但即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重要祭祀活动都舍不得使用马匹祭祀，可见马匹的贵重。
马这种“身份象征”的属性，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才逐渐变弱。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国已能组建“千乘之国”，而直到东汉时期，马车才因为使用过于普遍而从贵族的随葬品名单上去掉。
军事变革的引擎：从战车到骑兵的跨越
商周时期的战争在文献记载中是“车战时代”：两马或四马驾辕的战车排成方阵，士兵在战车上持戈搏杀。但战车受地形限制大，且每乘战车需多名步兵配合，机动性极差，与其说用战车打仗，不如说还是士兵的近身肉搏。
事实上，直到西周，马的役使主要还是以拉车为主。这时候使用的主要是单辕车，两匹或四匹马分列在车辕的两侧，人则站立在木条围成的车厢内。这样的车辆结构决定了它速度不快，对所行驶的路面要求很高，还很容易发生断轴事故，这些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马镫形象，出土于三国时期吴国丁奉墓。它不是战士使用的马镫，而是一个骑马乐舞俑所配的单边镫，垂挂在马腹左侧，只是上马的辅助工具。从三国到西晋，此类单边镫屡有发现，可见最早发明马镫的人可能是不太擅长骑马的那群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原与草原民族的接触日益频繁，中原地区才开始慢慢出现骑兵，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中原诸侯开始大规模发展骑兵的标志。但和人们想象的不同，由于此时尚未发明马镫，甚至马鞍都还处在鞍垫的原始状态，骑手把自己稳定在马背上就已经耗尽了力量和技巧，骑兵作战也就只能以游击、骚扰为主，难以正面冲锋，是为轻骑兵。
对中原而言，骑兵革命的催化剂是匈奴的威胁。汉初，匈奴骑兵凭借“人不弛弓，马不解勒”的机动性，屡次突破长城防线。汉武帝意识到“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遂推动军事改革：引入西域良马，改进马鞍，组建重骑兵部队。到东汉，骑兵已取代战车成为主力，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幽州突骑”能奔袭千里，一日一夜行二百里。高桥鞍的出现，使得骑手可以稳定地坐在马上，马镫的出现使得骑手可以从马上站起来使用长、重武器进行有效攻击，大幅提升了骑兵的近战能力。马镫与高桥鞍的结合，使骑手与马匹形成稳定一体的作战平台，为重装骑兵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所谓“马镫之前的骑兵是‘移动的步兵’，马镫之后才是‘真正的骑兵’”。（未完待续）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