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爱好者，也是长城题材图画明信片（以下简称明信片）的收藏者。今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为长城脚下的延庆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中提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作为生长在长城边上的人，作为延庆人，我倍感振奋。我们集邮者更要充分发挥明信片的作用，讲好长城“故事”。
1.明信片中感受先民的聪明智慧
长城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品味和欣赏长城题材明信片，感觉它们就像是长城的一块砖，一方石，为我们讲述着长城的历史，让我们从中感受先人的聪明才智。
我的藏品中有一枚1905年出版的八达岭关城西门明信片。在古代，八达岭关城西门被称为“北门锁钥”，意思就是，京师和居庸关的北门，锁住和平。城门高大坚固，下部用10余层花岗岩条石垒砌，上部为城砖包砌。城门顶为城台，四面筑宇墙。城门平台下方是砖石拱券门，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坚固地支撑着上面的大平台。彰显我国先民的造城智慧。
明代长城和其他朝代建的长城不同，不仅是砖石砌筑而且宽阔高大，特别是明代长城在建造时把戚继光发明的空心敌楼用在八达岭长城建造上，大大提升防御功能。第一，空心敌楼一般都是两层，上一层四周是垛墙，为士兵巡逻放哨之用；下一层用券拱支撑的空间，可以作为储物和士兵休息之用。第二，在长城上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敌楼以坚固城墙。第三，它是坚固、可靠的防御堡垒，彰显了高超的攻防建筑设计智慧。
在八达岭长城北峰第7~8号敌楼之间有一个被称为“好汉坡”的巨石，修筑长城时，把长城从两头对接到巨石上。以前，人们并没有在意这块巨石组成的长城墙体。在2000年进行长城普查时，方才发现这块巨石是长城的一部分，具有很好的防御效果。据史料记载，从长城修筑到目前没有人能够从这块巨石上通过，防御作用极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命名这块巨石为“好汉坡”。这是因地制宜，省工省料建造明长城的典范。
八达岭长城南峰第五号敌楼，和其他敌楼不同，建在长城墙体的外侧，称作“马面”，因外观类似马脸而得名。长城马面和其他敌楼的构造类似。长城马面，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信仰和人们对于边疆防卫的重视。因此，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也是先民在建造长城中智慧的体现。
2.明信片包含长城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
这些明信片藏品不仅年代久远，还具有历史的沧桑感，用文物专家的话说：这些都是文物级别的藏品。它们是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符号。
在八达岭下的千年关沟中，有一个文化遗迹众多的地方——“五贵头”，它是长城文化带中一个重要部分。五贵头半山腰原建有中式建筑观音阁和关帝庙，在民国期间被火烧毁。前些年延庆文物部门为了发展旅游，提升八达岭周边的景观资源，决定复建观音阁和关帝庙。复建要有历史资料支撑，最终文物部门依据我的两枚清代末期的明信片，于2020年完整地复建了观音阁和关帝庙，几百年前的古建筑又重现于世。两枚明信片功不可没，其一是1898年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拍摄的骆驼队由南向北从五贵头下经过的明信片；其二是1903年法国驻中国公使馆的一名武官拍摄的观音阁和关帝庙特写明信片。
一枚1907年以意大利记者巴津尼所摄照片印制的明信片，记录了1907年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的历史瞬间。拉力赛有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的选手参加，从位于北京的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出发，一路经过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终点是法国巴黎。记者巴津尼在日记中记录：当汽车行进到距八达岭长城仅有300米时，抬头望见了八达岭长城，很兴奋。这时古道上的乱石阻住了去路，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才脱离乱石堆。仅300米的距离竟用了半天时间。首次见到长城后，和以前想象的不一样，长城竟然连绵不断，于是惊呼长城伟大。这枚明信片记录了新兴事物和古老长城的碰撞——西方文化与古老中华文化对话的历史时刻。
八达岭北峰第4号敌楼，是一座比较特殊的敌楼。在明代长城中它体形不是最高的，面积不是最大的，位置也不是最险峻的，但它的影响是很大的。1921年中华民国发行的第一套航空邮票图案为八达岭北四楼；1912年发行的首套长城图印花税票图亦为八达岭长城北四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行的长城邮资票品中有20多种是北四楼；1974年中国政府送给联合国的国礼“长城”挂毯上有八达岭北四楼，1973年送给万国邮政联盟的国礼“长城”挂毯上也有北四楼；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墙壁上的长城油画，近景是八达岭北四楼。八达岭北四楼从精神象征上称得上“万里长城第一楼”；1905年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拍了北四楼的照片并且印刷成明信片，这是百年来唯一的以这个视角制作的北四楼明信片，显现了北四楼的精神气质，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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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开始长城的防御功能逐渐减退，渐渐地疏于修缮和保护，一枚展现从八达岭长城南峰南六楼到南七楼的明信片述说着那时长城的苍凉。原来在南六楼上的房子（也叫铺房楼）已经损毁成为残垣。1984年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各界保护长城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次社会赞助活动，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对祖国的热爱。
3.明信片让我从菜鸟到“北京长城文化守护人”
我收藏的这些长城题材明信片，对我来讲亦师亦友，正是它们引领我成为“北京长城文化守护人”。
我对长城的了解，正是启蒙自这一枚枚丰富多彩的长城明信片，它们让我与长城逐渐缩短距离。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收集到一枚印有3个敌楼的明信片，它和1981年发行的普21“万里长城”邮票的图案极像，应该表现的是同一地点。于是，我就骑着自行车带上邮票和明信片到八达岭去实地比对，回家后查阅“八达岭长城知识”小册子才知道，这是八达岭长城北峰第2~4号敌楼及长城，被赞为明长城中的“经典地段”。100多年前外国人蜂拥而至，来到八达岭，也很喜欢这段长城，都在此拍照，他们称之为“VIP”长城。因此，表现这段长城的大量照片和明信片被留了下来，长城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目光。
明信片在各类长城活动中，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提供的一枚双连明信片，就成为中国长城博物馆纪念“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40周年纪念画册中亮眼的“明星”。这枚双连明信片除了被印制在画册中，还被放大10倍，频繁地现身外展的展板上，成为展场中参观者眼中的“香饽饽”。这枚双连明信片的图案是八达岭长城关城东门“居庸外镇”，是美国旅行家赫伯特·克莱伦斯·怀特于1923年第三次来八达岭时拍摄的，这幅宽幅照片是他用当时的相机连续拍摄5幅照片后无缝连接洗印而成，并印刷成明信片。从当时的摄影技术来说，堪称高超。“居庸外镇”是居庸关外的一个重镇的意思，古代这座城门曾穿过无数兵马，商贾、文人墨客穿梭不息，国外的旅行者来往不断，这枚双连明信片承载了居庸外镇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在2024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青年论坛上，我在发言时出示的一枚1910年比利时出版商发行的明信片，引起了在场学者们热议。该枚明信片全景展现了明代时期八达岭作为关沟和京师北口的形态，摄影者站在八达岭北三楼下面向南拍摄，正南方是蜿蜒的八达岭南峰长城，左手边是从关城进入关沟的古道，右手边是八达岭关城。在我举起明信片时，台下很多学者和专家们瞄准这枚明信片，把它留在了他们的镜头里。论坛结束后，学者和专家纷纷拥到我的身边，要我对照明信片再讲一遍长城、关城和古道的历史，明信片成为讲述长城“故事”中最受欢迎的网红。
2024年正值第一位外国元首（印度总理尼赫鲁）游览八达岭长城70周年，“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40周年，中国长城博物馆题写馆名30周年，堪称“长城文化大年”。进而也引起了国内一众知名媒体的关注，纷纷把我收藏的长城题材明信片作为守护长城文章的点睛之笔，并给予我“北京长城文化守护人”称号。
上面就是我这名集邮者，通过图画明信片守望长城的故事。以集邮的方式守望长城，让我自信，更让我自豪！
孟宪利，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宣传委员会委员，国家级邮展评审员；北京市集邮协会邮展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2014年出版《话说八达岭与长城》一书，并获2018年全国集邮联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优秀集邮图书评选科普类图书三等奖，网络人气最佳奖；参与《中国集邮史》（1878-2018）的编写；还分别参与中国集邮有限公司主编的《集邮知识指南》，北京市集邮协会主编的《现代集邮指南》《中国现代集邮》《爱上集邮》等书籍的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