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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海报说起—读罗章龙信札和签名封
| [日期：2021-12-22] |
来源：集邮博览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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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一百周年献礼热播剧《觉醒年代》的宣传海报上，中心位置是3位建党伟人的半身像，从左至右依次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
我们要介绍的这封信的主人，与这3位伟人都曾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得意弟子和得力助手，又曾是毛泽东的同乡和密友。罗章龙（1896—1995），又名仲言，笔名文虎、纵宇一郎等，湖南浏阳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第三届中央局委员。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因反对共产国际米夫支持的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另立中央”的错误，被开除出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罗章龙以99岁高龄去世。
您好。久未晤面，良以为怀。现有事奉商，请便中驾临我寓一叙！问您全家好！请带老先生资料来。
罗仲言敬启
元月十五日 信件发出时间为1985年1月15日12时，当日16时落地，其间仅4个小时。
罗仲言，是罗章龙进入大学任教后所改的名字。1979年，罗章龙从湖北奉调北京，和儿子住在前三门面积不大的两居室。1985年9月，他写信给北大时的老同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反映住房困难情况。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为此奔波了不少时日，终因当时房源紧张，未能满足老人心愿。这封信盖销邮票的始发戳“30支”，代表的是永安路邮局，正位于罗章龙所居住的前三门。
收信人陈祯祥亦非寻常人物。她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父亲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鹤年。陈鹤年学生时代便投身革命，在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之中，成为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身在香港的陈鹤年对祖国充满希望，让妻子带着4个儿女回北京读书。大女儿陈祯祥回内地时只有13岁，正赶上抗美援朝开始，便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去报名参军，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为此她还痛哭了一场。中学毕业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了团，还担任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后留校工作。其后，由于祖父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父亲又在香港，陈祯祥和一家人在运动中吃够了苦头，她被打成右派，她的丈夫被迫害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给陈祯祥一家落实政策，彻底平反。罗章龙写这封信时，陈祯祥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已被评为副教授，故此罗在信封上写作“陈祯祥老师”。封背上的落地戳“9支”为地安门支局，辖地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正是陈祯祥的工作单位。至于信中所说的“老先生”是指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是他的老师，陈鹤年则是他的平辈兄弟，当不得“老先生”的称呼。这里，我们就以这封信为由头，按照《觉醒年代》海报提供的顺序，依次讲讲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之间的故事。1918年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时，陈独秀是学校的文科学长。当时，罗章龙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德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对德文较为熟悉；一些是从青岛大学转学过来的，也具有一定的德文基础；还有像罗章龙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对德文较为陌生。这样，同学们学习进展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有意见分歧，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经商量决定，由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向文科学长陈独秀反映问题，请其出面解决，罗章龙就是代表之一。陈独秀在办公室接见了三位代表，听到他们提出分班的要求，便说：“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代表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代表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言语失和，结果不欢而散。罗章龙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发言颇多，陈先生特意把他留下，再次听取他的意见。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罗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过后，同学们经过讨论，又派三位代表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之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罗章龙由此认识了心仪已久的陈先生，陈先生也记住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湖南小伙。五四运动前夕，在陈独秀的号召影响下，罗章龙和北京各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的直接行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发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叫北方分部）主任。起初，罗章龙曾向陈独秀陈情，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本人目前无此能力。陈独秀笑道：“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几句话把罗说得无词可对。陈又说：“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随时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见罗还在犹豫，陈断然说：“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无法再辩，承诺暂行负责，陈才转嗔为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选出了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不满27岁的罗章龙同陈独秀、毛泽东一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不久，毛泽东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在陈独秀的提议下担任秘书兼管宣传工作，于是，按照党的三大确立的原则，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便由陈独秀用英文、罗章龙用德文共同署名并生效。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刘齐佳和彭述之一道，被共产国际确定为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二年他又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工作。罗章龙考取北大以后，按照学校规章，新生须填写入学保证书，并由本校教师二人签章具保。李大钊便是罗章龙入学的担保人。罗章龙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李大钊的情形：“我走进红楼他新迁的办公室后，正值宾客满座，工作很忙。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并未多加询问，随手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后，嘱我及时前往教务处办理注册手续，以免逾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具保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径来找我。’寥寥数语，道出了李先生对青年学生关切之情。”五四运动以后，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罗章龙等19人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虽然没有列入发起人名单，但作为赞助者，是研究会的“当然会员”。罗章龙这样写道：“1920年3月，李大钊和我们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党的‘一大’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并征收会员。”研究会办公的地方，他们取名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李大钊常常光临这里，和大家一道学习研究。在探讨一些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罗章龙记得李大钊常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联络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李大钊带着罗章龙等几名学生和维经斯基见面，经过几次交谈，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开会，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等。李大钊被推为小组负责人，罗章龙则负责宣传，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党的一大后，李大钊担任北方区委书记，罗章龙担任北方区委委员，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罗章龙奔波于华北、东北各地，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群众，组织领导了1921年底的陇海铁路全路罢工、1922年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成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晚年的罗章龙有两大愿望，一是希望身后陪伴李大钊，二是希望改变自己分裂党的结论。1990年，罗章龙对家属和朋友说，他是李大钊的学生，他们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希望身后仍陪伴大钊先生。罗章龙曾亲往安葬李大钊的万安公墓察看，但因为当时无钱买地，没有定下来。罗章龙逝世后，亲友在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实现了他的这个遗愿。1989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百年诞辰。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大会，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邮电部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应集邮者请求，罗章龙和参与活动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首日封上签名留念。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为研究学问和探索救国之道，多方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取自毛泽东名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好友萧子升在回忆录中说，二十八画或许是一种先兆，共产党的“共”就像二十八的样子。确实，自然界有很多巧合而又难以索解之事。毛泽东的一生与二十八这个数字有着诸多联系，除上述两端外，还有：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正好是28岁，一大代表当时的平均年龄是28岁，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是28年，天安门鸣礼炮是28响，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时是28岁……征友启事是毛泽东自己刻蜡版油印的，发给长沙各重要学校，信封上批着“请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长沙当时还是比较闭塞的内地，这种创举自然不为一般人所理解，因此只得到五六个人的回信。第一个应征者名叫罗章龙。罗章龙是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一五年我在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很像润之后来写诗词的字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从内容看出，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他便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愿意交朋友，署名纵宇一郎。3天后得到毛泽东的回信，写着《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星期天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相见。毛与罗见面时没有一句应酬话，开始就问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谈了3个小时，从治学谈到处世、人生、宇宙观与社会改造等问题。从此，罗章龙与毛泽东等人过从甚密，积极参加爱国青年活动，他们之间的友谊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1918年4月，罗章龙成为新民学会的第一批会员。新民学会成立前后的几个月，大家经常讨论往何处去的问题，结论是必须向外发展，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当时还不知道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何叔衡提出到日本去。经过反复商议，公推罗章龙先行投石问路。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在长沙城北门的平浪宫会餐，为罗饯行。分别时，毛泽东又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罗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这便是他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字里行间，映照了他们之间的友情，表述了吞吐宇宙般的豪情壮志和博大胸怀。罗章龙此行未能赴日。当他抵达上海时，听说日本发生迫害中国侨民的风潮，便激于义愤，退船票登岸，终止赴日之行，返回了湖南。1918年8月，毛泽东偕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到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一行8人租了3间小屋，毛泽东和罗章龙等4人同住一间。每间房有一铺大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记述此事：“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8个人只有两件外套，出门时轮流着穿。生活很苦，但大家从中得到了锻炼，却也不以为苦，甘之如饴。这种生活一直维持了半年，随着萧子升等赴法、毛泽东回湘、罗章龙考入北大而告终。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运动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甫一进京，便到北大找到罗章龙，会商发动湖南在京乡党，组织湖南旅京学生联合会。罗章龙配合毛泽东做发动工作，共聚集了数百人。他们先是在北大召开慰劳湖南代表团大会，继而在湖南会馆举行群众大会，游行到北京政府门前请愿，声势大振。最终，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党的三大以后，毛泽东和蔡和森、罗章龙都进入中央局，根据工作需要，他们三家来到上海，在闸北三曾里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有名的三曾里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是一户，带两个孩子住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是一户，住毛家隔壁；加上罗章龙共三户，所以称这所房子为三户楼。对外就说是一家子，户主是向警予。据罗章龙回忆，三户楼诸人工作非常紧张，如起草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生活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大家遵守的信条。当时，罗章龙曾写诗记述三户楼，诗中有云：“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罗章龙协助毛泽东策划发动了秋收起义。此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和罗章龙再未谋面。2.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5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来源：《集邮博览》总第416期，从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海报说起—读罗章龙信札和签名封，作者：刘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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