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晚，永乐2020年首拍古代书画夜场举槌，湮没近千年的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作为全场最重磅的拍品,最终以2.6335亿元成交。这一价格创造了宋版书的最高价纪录，同时也是世界最贵古籍善本。
《王文公文集》为国宝级孤本文物，消失数百年才重现于世，不仅极为珍贵，背后的递藏故事也是一波三折，堪称传奇。鲜为人知的是，这件拍出天价的古籍，曾是扬州宝应人、近现代藏书家刘启瑞的藏品。
《王文公文集》
创宋版书最高价纪录
国宝级孤品首次现身市场，让竞拍异常激烈。在拍卖现场，这件标的以1亿元起拍，场内买家以1000万的加价速递，至1.9亿时新的电话委托加入，而后有买家举牌至2亿元，现场掌声响起。经过短暂的停歇，场内买家举牌竞价2.1亿。最终，以2.29亿元落槌.加佣金是以2.6335亿元成交，这一价格创下了宋版书的最高价纪录，堪称世界最贵古籍善本。
“这件古籍拍出如此天价在意料之中。一面印有王安石的文集，一面是地方官员的往来公函，这种形式的古籍太罕见了。”扬州藏友张翼介绍。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王安石去世后，其门生、长孙、曾孙等先后数次编撰其遗文。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收录王安石诗文共计2281篇，全帙100卷，完整保存了宋版的原貌。
自清光绪年间现身直至民国时期的记录，《王文公文集》在中国境内仅存76卷。除了藏于上海博物馆的72卷，其余四卷一直下落不明。此次新现的卷17、卷18、卷20《王文公文集》补上了过往缺失的三卷，为研究王安石及宋代历史、补充史料缺失，提供了重要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南宋初期纸张短缺，二次利用旧公文纸张或私人信件刻印诗文蔚然成风，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古籍版本的特殊形态——公文纸背文献。
“此次拍卖的《王文公文集》便是印于宋人书简及公牍之上，这份《宋人信札册》有助于人们研究宋代的职官制度，而其中的宋人书法价值亦不容小觑。”
背后故事
曾是藏书家刘启瑞藏品
张翼介绍，《王文公文集》曾经是扬州宝应近现代藏书家刘启瑞的藏品。刘启瑞是宝应最后一个进士，曾受张之洞委派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内阁大库内明文渊阁旧藏宋元秘本古籍及其他档案甚多。
据《藏园日记抄》记载，1920年傅增湘曾访问刘氏藏书楼“食旧德斋”、“抱残守缺斋”，观其藏书中有宋本23种、元本9种及众多明刊本，其中宋本以《王文公文集》为最。后来这些藏书大多被傅增湘购入“双鉴楼”。
这件国宝级藏品是怎么成为刘启瑞藏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对此，学术界和收藏界的专家们说法不一。
一波三折
国宝级古籍命运多舛
不过，记者查阅相关资料获知，比较受业界认可的说法是，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确曾被刘启瑞藏在他的食旧德斋。1931年前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多次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反复商讨刘启瑞食旧德斋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两种《王文公文集》合印出版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刘启瑞将其藏书卖出，合印之事随之搁置。之后，《王文公文集》曾为南浔蒋祖怡密韵楼、南通吴普心思学斋、孙静安等递藏。
1962年，在徐森玉的倡议和督促下，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玻璃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整理出来，恰巧北京图书馆从日本得到了“寮本”《王文公文集》前70卷的影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是向北京图书馆借来了影片，去其重复，进行影印，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重新行世。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刘启瑞旧藏《王文公文集》出现在香港书肆，后为王南屏所得。日本人曾千方百计要用重金向王南屏购买，均遭拒绝。
1981年，王南屏提出想把《王文公文集》等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85年，王南屏的夫人正式将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国宝正式回归。
1984年6月，全国书画鉴定组对《王文公文集》进行鉴定，称其为“孤本秘笈”：“从雕版史角度讲，字体端庄，雕工精整，首尾如一，印刷清朗，纸墨如新，保存良好，是现存宋版书中最上等的，当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故即使抛开书籍不论，仅就这样大量的尺牍、文书而言也应该认为是国宝级的重要文物。”
记者 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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