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由洋人主持的拍卖活动最先出现。他们在街头巷尾贴上“拍卖招贴”，其时“至期插标门首，聚买客，一人高立，持物叫卖，不售则更易一物。 价既相当，即拍掌以应。”
可见，那时的商界，对拍卖并不陌生。从那个时候起，“拍卖”就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形式流传下来。到了民国初年，已被江、浙、沪一带的旧货铺广为采用。北方正式的拍卖业最早出现在天津、北京一带，那还是上个世纪的后十年期间。天津在华北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日益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商埠，拍卖业在那时开始出现了。不过，那时由中国的投机商开办的拍卖行，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与国际惯例相去甚远。1900年，一位名叫彭尼尔的英国退伍军人颇有眼光，他决定在天津开办一家“正宗”的拍卖行。在中国人周捷三的合作下，“魁昌拍卖行”正式开业了。此拍卖行完全采用当时国际通用的英式拍卖规范，主要经营当时外国军、政、商驻津机构的一些废弃品。“魁昌拍卖行”的建立可称得上是中国拍卖史上的里程碑。自此，标准的英式拍卖规则正式引人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拍卖业盛极一时。在投资低、利润高的刺激下，天津的拍卖行一度达到几百家，占全国拍卖行的半数以上。北京城最早出现的拍卖行，是光绪末年位于崇文门大街路东的“鲁麟洋行”，经理也是一位“老外”。当时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老外”们回国前不愿带走的衣物、家具、摆设等物类，都送到洋行去拍卖出售。拍卖现场的桌子上，站一个口齿伶俐、手疾眼快的伙计充当拍卖人，左手持木板，右手拿木槌，先三言两语把拍卖品做一简单介绍，围观的买主随口喊价，抬到一定高度，无人再愿加价时，伙计便用木槌敲木板。随着一声响，算“拍板”成交。买主当场交钱，卖主结账交货，拍卖行按比例提取报酬。这种方法比当铺公平，生意十分兴隆，于是群起效仿者先后在西单、东安门、王府井等地开办了中国人自己的拍卖行，有“公易”、“福和”、“恒茂”等几十家。北洋军阀当政年间，政权更迭频繁，大官大员们常常是“五日京兆”。下台离京外走时，许多东西不便带走，拍卖行就组织人马，下户就地拍卖。
日本投降以后，拍卖行空前繁荣。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将衣服、棉被、收音机、留声机等物品作价甩卖。日伪多年搜刮的所谓“战略物资”，如军毯、皮靴等，也被国民党接收大员送到拍卖行。这些日子，中国的拍卖行着实忙了一阵，自然也赚了不少钱。其时的零星拍卖多在今东单公园处。
老北京有卖旧估衣的行当，也是拍卖的形式。所不同的是，它是价格由高至低（称为“让价”），而不是一般拍卖行所惯用自低向高涨的形式。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收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打破“私家秘藏轻不示人”的传统习惯，而形成社会化。藏品与历史文化相结合，与社会科学、社会文化相结合，有关的书籍、展览、交易活动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