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观点认为，有清一代，无论是奏上的折报，还是饬下的谕旨，抑或是平行的咨文，其递送都是经过驿站的（铺、所、塘、台、站等）。但是，实际情况是，许多文书都是通过专差递送的。我们通过清朝官员在战争中的信件可以看出一斑。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咸丰二年（1852）底，在湖南办团练，后编为湘军，从此走上了镇压太平军的道路。其时，一方面，由于战争的激烈残酷，致使清廷局部驿制崩坏，驿路梗塞。在拉锯般的战斗中，许多驿站随城镇的屡屡易手，几乎瘫痪，致使“文报不通”。另一方面，作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的统帅，曾国藩需不断地了解战况、发出饬令、运筹决策，因而文报络绎。每天文书收发多在七八件，十数件。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则多达二十件。
在此情形下，无论是曾国藩的中枢，还是各地的将领，更多地派用了专差递书，因为在许多时候，专差快于驿递，这也是他们的共识。如咸丰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曾国藩在复杨岳斌书中称：“拜发谢恩折件，应以尊处专差为最妥。”七月十三日，在加李桓片中称：“嗣后，乞阁下飞草数字，由首府专人递营，以慰选远念。如尊务冗忙，或嘱霞轩草函，总以水路专丁为妙”。十一月二十日，在致鼓玉麟书中称：“阁下辞疏未到，朝廷或疑谢恩之太迟。吾悔
前此不谏君之专差，而令驿递也！”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致其弟信中称：“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递迟延。弟以后要事须专勇送来，三日即到。或逢三、八专人来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紧者由驿发来，则兄弟之消息尤常通也。”同治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加闫敬铭片中称：“军中最重文报，求尊处与潘、李二处常常专人送信。”（《曾国藩全集》，下同） 曾国藩对专差递信是满意的，同治三年六月初四日，在致澄弟的信中称赞道：“六月初一接弟五月二十日信，勇夫送信者迅捷如飞。”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夜，在致诸弟的信中说：“此两次专夫走信均极快，每人各赏钱一千也”。因而，甚至在原本拟发驿的情形下，也改为专差。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复左宗棠的信中说：“顷接惠书并谢恩折稿，即发人代缮，只改去‘附驿’字样，以二十八日专差拜发”。
于是，我们看到更多的专差递送文件：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复朱冥，左菊农、胡嘉垣：“十四日专使至，接到尧阶兄及维峰、菊农手函，具悉一切。”
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复骆秉章：“十四日未刻专马到，又接到十二夜手教，敬悉一切。”
四月初十日辰刻，致骆秉章：“初九夜接初七专页赍到手示，敬悉一切。”
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致胡林翼：“十五夜专差二人送去一缄，略言霍山之军可暂缓，想复信在途矣。”
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复何源：“二月初九日折弁回营，接惠书，知将有热河理刑司之行”。
五月十二日，复左宗棠：“十二日午刻专勇回，接初四夜惠书，知台旗将抵景镇。”
六月二十六日，复胡林翼：“二十五日未刻接十九日专丁惠书，言鲍军须守集贤关以助舍弟。”
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复贾臻：“初四日专弁赍到惠书，藉悉颖郡吃紧情形，殊深焦急。”
三月二十五日，致彭毓橘：“二十二日作一缄，二十四日专人送去，不知到否？”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专门的递信之人均由兵勇承担。而在另外的一些情形下，则有可能由身边的人——戈什哈充任。戈什哈为满语，意为侍从，如：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加杨岳斌片：“御赏尊处之件，恐驿递迟误，专戈什哈递上。”
四月十七日，致沅弟：“昨日专戈什哈送信，风大，不知能否渡江？”
从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沅弟的信中可以看出此二者的区别：“十三夜接初八日专丁来信，称前二日交代戈什哈之函，则至今未到”。
对此《清稗类钞》认为：“督抚为封疆大臣，如有要事，例必专折奏闻，此与题本不同。盖题本皆常行公事，向由驿递，若奏本，则定期发行，不由驿递，而由本辕戈什哈差弁中挑取老成干练者，逐站换骑，赍送进京。往返程途，亦均有限。尚未有汽船以前，江苏至京，往返仅十有八日耳。任此差者，名跑折子，连跑三次，即得以外委，把总拔补”。
而对一些重要文件，则有可能分作两份，一份附驿，一份交专差，以保无虞：
咸丰九年五月初一日，复胡林翼：“初一早接二十八夜赐书，知敝处二十六夜一缄尚未上彻台览。侍之调度拙计尽备二十六夜函中。其休、祁、黟三县之不可弃，亦详所抄家信之内，一由马递，一由专差，想已鉴及，敬求俯从。”
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致左宗棠：“（飞商言浙事）此信由专足送呈，另缮一份由驿飞递。”
同治元年十月初六日，加李鸿章片：“此信于初五写就，交委员历鸿飞托轮船带去。今日系专丁送信至镇、杨公局之期，再抄一通奉达。两者究以何处先到，轮船速而不常有故，敝处于逢六送信，仍不废也。” 另外，我们从其他官员的递信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如咸丰元年，作为广州副都统的乌兰泰，在南路围攻永安的太平军的战争中，也频频专差递书。以下为广西按察使给他的函牍：
一、“远方仁弟大人阁下：昨日专差一函，因二岭不能行走，由中良一路前去，不能迅速，计今日辰巳间可达览矣。”
二、“远方仁弟大人阁下：十一日丑刻，戈什哈过新墟，奉收书，……。”
三、“远方仁弟大人阁下：……今晨中堂未接吾弟此禀，己专戈什哈持信到各营催令先进兵，……”。（《乌兰泰丞牍》）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
一、递文的专差，或称为专勇、专马、专夫、专弁（折弁）、专丁、专足、专送、专戈什哈，均为各自军营所差，而非驿站所属。
二、专差广泛使用在各战区之间，似多为短途（戈什哈“跑折子”例外），往往在数十里、数百里间。如从咸丰十年到同治初，曾国藩行辕多驻安徽的祁门、安庆、黄梅、宿松等地，以指挥省内及邻省的将领及军事行动。一般来说，两地距离不算很远，如咸丰九年十一月，鲍超营小池驿（在安庆府太湖县，县在府西北二百二十里）；十年，李续宜屯青草塥，位于安庆与桐城间（安庆府桐城县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屯巢县（卢州府巢县在府东北一百八十里）；咸丰九年十月，胡林翼由湖北黄州移营英山（六安直隶州英山县在州西南三百六十里）；同治元年五月，刘铭传克川汝（江苏省松江府川汝厅在府东南二百四十里）；同治三年十月，李鸿章克苏州，等等。直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军攻陷天京（金陵）后，曾国藩才移营北上，二十五日入驻江宁省城。
三、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在外省，乃至京师，所递文书径由专差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因为在反复易手的战地，驿站已毁，其制亦坏，如仍依驿传递文书，可能发生因某个驿站不存，而导致前一驿文书到此不能接递下传，或将文书原路退回而改（绕）道，递至可以接递的最近驿站，或将文书在退回后，沉匿不发而不知所终。而专差驰递的好处是，文书从发出到递入均由其一人负责，除非身亡，没有递送不到的道理。既便由于战火阻隔，也只是滞延数日的问题。就算文递不到而退回营地，也可立时知道文书的递送结果，不必悬心久待。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用专差递文较附驿来得安全、迅捷，这就是为什么在战时清军中传递文书多用专差的原因。当然，使用专差者，其官职要达到一定的品秩，否则只能按常规由邮驿递书了。
作者： 张立